记者(9)_姬晓东

九

　　对空缺出来的总编位子，余震也是蠢蠢欲动的，官场是个大诱惑，面对官场这个大诱惑，一般人的欲望也会不断提升，很少有人对此无动于衷的。当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当上正式记者，如愿以偿后他继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迈上了新的台阶，既然上去了便没有再退下去的道理。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官场是攀岩运动的运动场，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立在了岩石面前而不动心的话，那他的心态绝对是不正常的，这里面的道理既朴素又简单，作为官场的运动员，你不往上爬的话，和自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其他人很快会把你甩下很远，此时呆站在岩石面前的你在这个以官本位为主来体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因此，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

　　余震身上有工人阶级优良的品行，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性子很直爽，在什么场合都能仗义执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使坏，也正是他的这个性格在当今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几次提拔都赢得了报社群众的最广泛拥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没有争议的干部。也有人对一无背景、二无金钱的他仅靠群众基础就能顺利地得到提拔感到不可思议，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得到提拔，好比是爆爆米花时出现的几颗杂豆，在轰隆一声巨响后，当别的豆子都被爆成一模一样既美丽又灿烂的米花时，自己进炉子是豆子出来仍还是豆子，属于官场上比较少见另类的那种。有人戏谑地说，官场的潜规则是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在险恶的官场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没有平白无故提拔人的道理，连一棵香烟都没有送过更甭说是送钱的余总的确是属于另类的、很有运气的那种少数派，这和买东西是一个道理，商场里不是经常搞什么买一送一活动，余震的副总编也全当是别人买的时候顺便搭送的。

　　仇平稳去世后，市委宣传部领导大概考虑到黑明亮仍然在位，便没有明确余震和韩水平两人谁来主持日常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分工，如果真要确定主持的话，按照排名次序的官场规则也应该是余震主持，因为当初在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上，标题就是“关于余震等同志的任命通知”，韩水平却在“等”里面，一个“等”字叫他上不了标题，“等”在了余震的后面。现在组织部没有明确他们的排名，可能是因为对报社班子的形势不明朗，所以含糊点是最聪明之举，假如现在真要确认谁主持工作的话，必然要按照文件的排列顺序轮到了余震，可一旦确认了主持工作者，意味着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主持人最后要“扳正”。

　　综合多种因素，韩水平面对余震这样一个竞争对手显然没有多少稳操胜券的底气，鉴于这个原因，心细如麻的韩水平在余震面前显得更加的谦和与谨慎，几年来报社的习惯是，除了第一版送呈仇总外其余都是韩水平一直在终审，可现在他却交待编报部把所有的报纸大样在送给自己的同时也都送呈余震，为什么这样做？他也说不清楚，就算是暗藏杀机但在表面上也要抬举对方吧！尽管这样的抬举叫余震丝毫松懈不了，但就是为了要这样的效果。

　　对于每天送来的大样，余震是照看不误，总编栏里空缺的签字位置永远和他无关，他看后也不提出意见，依然将大样悉数退回。这天快要下班时，大样像往常一样准时送到办公室，此时他已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同学回家探亲，大家便倡导搞个小型的同学聚会。所谓的同学聚会无非先是大吃大喝一通，大家回忆着过去的岁月，然后在心情放松中男女同学肆无忌惮地调侃，保不住还会出现“死灰复燃”的事情。心里惦记着赴宴，余震一边穿外套一边例行公事地扫过大样，头版上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叫他心里一震：深山里飞来了“金凤凰”——记“三万工程”先进个人、石寨县优秀扶贫女干部崔袖展。报纸正中加上边框的是本报评论员的一篇文章：高尚的情怀，脱贫的希望。左下角倒头条位置是一张大照片，几个妇女坐在院落里精心地搓玉米粒，中间那个笑吟吟的女人很受看，她的美丽是咄咄逼人的，直看得余震忘了半个袖子还掉在肩膀外面。

　　这就是引起仇平稳强烈写作冲动而为了采访而付出生命代价的那个新闻人物？仇总到农村采访前曾动情地和余震谈过这个典型，看他当时的样子真是不拿新闻大奖不罢休的。而从仇总的执着中余震领悟出什么是新闻事业和真正的新闻人。仇总去世后，报社沸沸扬扬地流传着两万元的故事。仇总衣兜里的笔记本被水洇了从而无法辨认究竟上面记录了什么内容，但他的行李袋里那两捆崭新的万元现金，叫人们费解。下乡采访咋可能会带这么多巨款？这钱要不是仇总的，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钱和采访的这个典型幕后有关联吗？当然，没有谁知道答案。当时，按照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两万元和其它遗物一起交给了仇总的夫人，余震看到处于万分悲痛中的仇夫人猛地见到巨款时，她的眉头不经意中抽动了一下，显然她也和大家一样对这两万块有些吃惊。后事料理完毕后，仇夫人专程到报社来，在对大家表示感谢的同时像是无意中提起到两万块钱的事情，她轻描淡写地解释说，钱是自己在银行取出后叫仇平稳给省城工作的儿子汇去买房的，这个老仇为了采访先进连儿子的事情都耽误了。说到这里，在轻轻的抽泣声中她还拿出一张取款单给大家晃动了一下。

　　后来余震和平时关系不错的左韵谈起了他们采访的事情，经过那一场惨烈的车祸刚出医院不久的左韵脸色十分苍白，简直看不到一点儿血色，底气也不像过去那样足了，她虚弱地说这个先进典型恐怕有些问题，从村里老百姓的反应来看不符合常规。应该说崔袖展为当地老百姓做出了那样大的贡献，老百姓会把她当作恩人的，至少也会说些好话，可实际情况是大家不怎么买她的账，干群关系相处得好像不那么融洽。他们为了采访到第一手情况，想的是到谁家采访就吃谁家的饭，可人家一听他们的采访意图，连连嘲笑说市里来了些吹牛皮的“匠人”，冷嘲热讽地拒绝采访，更甭说吃饭的事情了。而围绕着崔袖展，县乡村三级干部却热情得叫人起腻，村支书得知他们的到来后，放下县里做着的生意连夜赶来，车里拉回了好烟好酒和副食、蔬菜，热情地安排他们吃住。第二天天刚放亮，乡上的书记陪大家吃了早餐，紧接着县委书记苗长川和崔袖展本人也赶来了，接下来的采访都是按照他们的安排进行的，被采访的群众都像做报告一样夸夸其谈，大体内容和崔袖展自己说的差不多。大家想走家串户自由去采访，干部们却不吭不哈地跟随在左右，看到这阵势，被采访的老百姓要不只会说崔袖展是好干部，好干部，要不便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这样的采访挺没劲的，仇总和县委苗书记开玩笑地说，这里的干群关系很紧张啊！甚至好像还有些激化。听了这个玩笑话，苗长川的表情很是尴尬，连忙解释说现在的基层工作实在不好做，群众的基本觉悟都没有了，并不住连声感叹，县里的干部能下到村里本身就不容易了，而像崔袖展这样更是不容易。后来，大家跟随苗书记到了县里继续采访，而此时的仇总好像已失去了采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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