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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我开始留意起了大街两边的巨幅广告牌,还有报纸上刊登的房产信息,它们会告诉我哪里新开发了楼盘,哪里的楼盘是怎样的价位。我计算着,依靠我现在的收入,什么时候可以买到那样的一套房子。算着算着,我就毛骨悚然,我每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平方米,而想买到一百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不吃不喝积攒十年。

  在这座城市里,我的工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还可以做做房主的梦,而那些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人,也许永远都只能寄人篱下了。

  一个月后,我认识了福州一位很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因为土地产权问题和另外一个开发商打官司,需要媒体来给自己吆喝壮威,需要记者来采写稿件,便托付手下的“军师”寻找合适的记者。那名“军师”推荐了我,他说,他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我写的稿件,很喜欢。

  那名房地产商派他的司机用奔驰车把我接到了他的家中。他的家坐落在大名城,在福州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非常豪华,墙壁上悬挂着大幅的油画,还有像银幕一样巨大的液晶电视机,地上铺着猩红色的厚厚的地毯。

  我们开始说案情,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房地产,我问,房地产的利润有多大?

  他说,兄弟,我也不瞒你,50%的利润。

  我在心中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一个楼盘以四单元八层计,最少有六十四套房子,一套房子卖30万,那么,他至少就要赚960万。他仅仅一座楼盘开发后,就成了千万富翁。多少人辛苦一辈子买了房子,却把口袋里一半的钱给了开发商,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在给开发商打工。

  我问,开发一座楼盘都要花费哪些钱啊?

  他说,地价,原材料,还有跑各种手续的费用。有时候,跑手续的费用比原材料的费用还要多。

  然而,老百姓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怎么能够知道地价,怎么能够知道原材料价格,怎么能够知道跑手续还要花费这么多的钱,怎么知道开发商的巨额利润。

  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

  那天晚上临走时,开发商拿出了2000元递给我说,这是我的调查费用,不够,以后再给我。

  我拒绝了。

  我不想插手他们之间的事情,他们的官司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谁赢谁输都一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京榕依旧在东街口摆地摊。不同的是,她已经从天桥上挪到了天桥下,在天桥下的邮政大楼门前,她们一溜排有十多个女子,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种种儿童玩具和女孩子的饰物。

  京榕说,现在换了一批城管,允许她们统一摆摊了,她们不用再像被追赶的逃兵一样东躲西藏了。那天,在东街口,京榕对我说。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她的额头上已经有了两道浅浅的皱纹,她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用手掌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

  她还是个孩子啊,和阿青一样。阿青那时候正在上大学,青春活波,而她,从动作到语言都已经显出了老态。命运真的会改变人,经历了生活太多磨难的京榕,已经有了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

  我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怜惜。像京榕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她们以最低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只要求拥有一份工作,能够生存,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她们。

  我问她一天的收入情况,京榕说,她一天可以收入二十元左右,比起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她很满足。

  我问起了她的老公,京榕立即笑逐颜开,她说,老公在以色列找到了给一家中国餐馆洗刷的工作,待遇很好。她要等着老公回来。老公回来后,还完债务,他们就开一家小店,商店或者饭店,以后生活就会好起来。

  她望着我,满脸都是憧憬和喜悦。

  然而,她却没有等到老公回来的那一天。老公回来后,她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采访时,经常路过东街口,每次看到火辣辣的阳光下低头摆摊的京榕,心里就有一丝愧疚。在闽东福安的那家宾馆里,她告诉了我“标会”设置的圈套和陷阱,让我摆脱了灾难。而我却不能给她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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