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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阿青和同学们把京榕送到了医院,看着满腿是血的京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来到医院时,京榕的腿已经被包扎好了,拍片也显示骨头没有受伤,但是还要住院一个夜晚,观察病情,看看肝脏等内部器官是否受伤。谢天谢地,我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默默地在心中喊着。阿青和同学们要赶回校园,他们第二天还要上课。我便一个人留在病房里陪京榕。

  然而京榕一定要出院,她爬下病床,一瘸一拐地走向房门,我拦住她,可是她态度很坚决地要回去。我生气了,她才说,她身上只有5元钱。

  我说,我有钱,我已经交了费。

  京榕流着眼泪说,我欠你的情什么时候才能还你啊。

  我说,不要你还,只要你身体健康,我就会幸福的。

  京榕说,我会好好珍惜自己,让你放心的。

  那天晚上,我们又通宵未眠。

  京榕又一次向我谈起了她的老公。她说她的老公和我一样,都是少有的好男人。她小学毕业的老公没有文化,他的父母也都是文盲,所以他们对考上中专的她备加呵护。他们很放心地把全家的财务大权交给了她,这在农村中实在太少见了。但是她不想让同村的人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她没有接受,反而把自己赚的钱都交到父母手中。

  他们全家人从来没有呵斥过她,甚至在她的面前都没有高声说话过,她对待他们像亲生父母,他们对待她也像亲生女儿。每次她回家,他们都会拿出亲戚送来的舍不得吃的糕点让她品尝。她不吃,他们还很生气,她只能含着眼泪吃下去。

  京榕说她和老公结婚半年后,老公就去了以色列。那段时间她想赶快怀孕,了却每一个公公婆婆都会有的心愿。但是她的肚子不争气,总是瘪瘪的。她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然而,如果怀孕了,她独自一个人又怎么能养活孩子。所以她那时候很矛盾。

  京榕说,在国外打工,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有技术有特长的还可以,没有技术没有特长的就只能碰运气了。有工作干就有收入,没有工作就只能坐吃山空。国外不是天堂。

  京榕说,她曾经说了好多次,让老公回来,两个人厮守着一起过日子。可是老公不愿意回来。他知道20万元依靠他们在国内打工,一辈子也无法偿还。他想在异国他乡碰碰运气,他还抱着发财的梦想。

  天亮后,京榕又做了种种化验。中午时分,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内伤,可以出院了。

  我扶着她,她蹒跚地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她脸颊塌陷,塌陷出两道暗影。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护着她小心地钻进去。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不招惹任何人,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好好生活。坐在出租车里,京榕说。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合理,我们无能为力。我安慰她说。

  京榕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然后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要求了,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活着等待老公回来。

  京榕在她的出租民房里呆了一个星期,才能够自如行走。

  每次我去看望京榕时,都能够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很慈祥很忧郁的老太太,脸上布满了橘子皮一样密密层层的皱纹。她一共只有三间房屋,自己居住一间,而把另外两间出租。她所有的生活来源就是这每月数百元的房租。老太太生活很清贫。

  福州人把老太太叫做老依姆,而把老头子叫做老依伯。都是很尊敬的称呼,所以后来我和京榕也叫她老依姆。

  老依姆对京榕关怀备至,每天做好饭菜送到京榕的房间里。当听说京榕的老公出国打工时,她一连声地说,造孽啊,造孽啊。

  老依姆没有孩子,她养着一头猫,那头整天懒洋洋地打着瞌睡的猫和她相依为命,她们都同样的苍老,同样的疲惫,同样地坐等生命终结。

  老依姆每天难得说几句话,没有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门前的青石台阶上,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阳光照在她落光了头发像陶罐一样的头顶上,她眯缝着眼睛,嘴角挂着一滴涎水,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在想自己的心思。

  后来,京榕告诉我,老依姆的婚姻充满了不幸。她结婚不久,丈夫被抓去当壮丁,那时候国共两党激战正酣,后来国民党去了台湾。当初丈夫说他很快就回来的,可是她等了十年,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战死了,还是跟着逃到了台湾。十年后的她也才二十多岁,那时候的人结婚早。有人向她提亲,她觉得没有希望等到丈夫归来,就另嫁了。那时正是官方所说的20年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第二个丈夫熬不过来,就铤而走险私渡去了台湾。至今没有下落。不知道他是被海水淹死了,还是在海峡那边重新组织了家庭。那些年里,就算这两个丈夫都活在台湾,就算他们一直惦记着福州的这个家,他们也没有办法回来,海峡成为了无法逾越的屏障。几十年来,老依姆就这样一个人过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企盼,只是在等着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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