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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一个富贵的家庭也难以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经常会去医院看望娜娜,一向很活泼的娜娜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像一个布娃娃。她大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睛里有一种孩子不应拥有的忧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什么病,也许知道了也不会明白这种疾病的严重。在那些日子里,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上学啊?

  有一次,医生在为她做骨穿刺手术时,她看着床边流泪的阿莲,居然安慰说,妈妈,不痛的,很快就好了。她的身上有着一般孩子所没有的坚强。每次医生在为她挂吊针时,她疼得眼泪汪汪,但是从来没有哭过一声。

  阿莲说,上天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现在为什么又要把她带走? 

  夏天来临了,由于不断地化疗,娜娜身体变得越来越胖,头发也全部脱落了。她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为了节省每一分钱,阿莲没有给她买衣服,每天只是用浴巾包裹着病床上的她。我买了新衣服送给娜娜,娜娜接过衣服抱在怀中很开心地笑了,她说,这么漂亮的衣服,留着我上学时穿吧。我现在在病床上用不着。说得我们都留下了眼泪。孩子不知道,她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迈进校门了。

  我们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拿出全部的勇气来同病魔作战,我们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会挫退病魔,把娜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连续几个月里,阿莲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她变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头说,我快要支持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从身体到心灵,都极度疲惫。我轻抚着她的腰背,安慰着她,一转头,突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需要三个疗程,然而,五个月后,第二个疗程尚未结束,阿莲已经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们的捐助和借款,还有出售两套房子的钱,全部送到了医院里。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天气预报说,本年度最大的一场台风要来了。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鲜红色的告示,上面写着关紧门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项。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树叶纸屑和塑料袋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风吹打在脸上,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莲再也无法支付每日昂贵的医药费,她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是她所有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还有娜娜的课本。我抱着娜娜,她在我的身后默默地走着。

  娜娜安静地伏在我的怀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着已经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软无力。没有钱,娜娜被迫出院。疗程尚未结束。

  我带着阿莲和娜娜回到我租住的单元房里,曾经生活在富裕与奢华中的她们已经无家可归。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许多天后,我还能记得那夜的台风。那夜,台风登陆福州。天地间一片灰暗,只有呼啸的风怒吼着从一条条街道里,从一幢幢楼房间,从一棵棵树梢上掠过,它像一个疯狂的巨人,对着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拳打脚踢,咆哮不已。它把楼顶上的广告牌一脚踢到地上,把一路经过的树枝都扯断,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脚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头碰在高耸的大楼上,痛苦地嘶声叫喊,它抱着高楼使劲摇撼,想让它们化为齑粉,然而无法达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户的玻璃都砸碎。然后,余怒未消的它继续在福州的街道上游荡,步履踉跄,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破坏着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

  风力刚刚减弱,暴雨紧跟着就来了。先是一颗一颗,急速地从天而降,凶狠地砸着地面和楼顶,砸出一片爆豆般的声音。接着,雨点密集,像千军万马纷至沓来,像山洪暴发奔泻而下,像天崩地裂势不可挡。锯齿般的闪电劈开了黑沉沉的天空,将高楼和天宇连为一体,照亮了窗外惨白的雨帘,照亮了在风雨中痛苦挣扎的树木。闪电过后是雷霆万钧,雷声在天空中炸响,一幢幢楼房在恐惧中颤抖着……

  我和阿莲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窗和门都关得很紧很紧,我们力图把恐惧关在门外,然而,每一声惊雷都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借助着闪电,我们看见楼下那棵高大榕树被大风吹得歪歪斜斜。我们担心雷声会惊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边一看,娜娜居然睁大着眼睛,她一直没有睡着。她在想什么?

  那天夜晚,在风雨飘摇中的那间房屋里,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怀着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后,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黄的积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裤管,艰难地涉水而行。空中还在下着蒙蒙细雨。 

  那场台风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过后,云散雾开,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过后,阿莲一定要搬走,她说,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她搬到了仓山的一间民房里。而仓山,是福州最贫穷的地方。一间间低矮的简陋的房屋环拱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那些房屋里租住着众多的打工妹。

  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的,倔强的阿莲从不会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软弱,也从来不会轻易对我说她的痛苦和伤心。

  芳婷说,就在阿莲和娜娜搬迁到仓山后的一个月,她的老公陈林峰从日本回来了,他是回来办离婚手续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矮小的日本女人,那个日本女人四十多岁,脸上却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但厚厚的脂粉也难以掩盖她的庸俗和老态。那女人浑身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看人时总是偏着头斜着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们手挽着手在街巷中走来走去,唧唧呱呱旁若无人地用日语交谈着,丝毫也不顾及旁边人们的侧目鄙夷。听说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财团董事长的女儿,她比陈林峰要大二十多岁。

  陈林峰提出和阿莲离婚,就在阿莲租住的那间民房里。那个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阳光下,斜着眼睛看着阿莲居住的陈旧低矮的房屋,脸上带着嘲弄不屑的神情。陈林峰没有坐,事实上那间房屋里连一张凳子也没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乱叫的床上。陈林峰用蹩脚的汉语对阿莲说着,还时不时地夹杂几句日语。他说,他不说汉语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忘记了汉语。

  阿莲神色平静,她一直在望着陈林峰,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没有喜悦没有悲愤。她好像在听陈林峰说着别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认识陈林峰。陈林峰异常惊惧,他不敢与阿莲的眼神对接,他望着屋顶,用盛气凌人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经骨瘦如柴。

  陈林峰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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