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与迷醉(8)

八

　　　记忆

　　金大良对李三定的记忆可要多得多，只在回家的路上，他就一口气跟李三定说出了三件事。一件是碰拐，李三定永远是金大良的手下败将；一件是上课回答问题，李三定永远是结结巴巴；还有一件是李三定最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有一次一个男生追了李三定吐唾沫，李三定愈跑那男生就愈追了吐，李三定跑啊跑啊，忽然就碰上了刚从厕所出来的金大良，李三定跟金大良话都没怎么说过呢，但这时抓住金大良，出溜就躲到金大良的身后去了。金大良呢，自是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就把追来的男生撂倒了。那男生还奇怪地问，你怎么帮他的忙？金大良说，我怎么不能帮他的忙，他是我兄弟。从此，班里再没人敢欺侮李三定了。

　　李三定听着，对此也有了些模糊的印象，但他记起的，更多是后来为了金大良挨打的事，大约是金大良帮了他，遇上打架的事金大良就指使他先出手，总是他被打得鼻青脸肿了，金大良再出来收拾残局。为此他经常受到父母和姐姐们的责骂，他把金大良关于兄弟的话说给他们，他们立刻指出他的谬误说，什么兄弟，他一个外乡人，他爹都叫你叔呢。现在那个叫他叔的外乡人，已经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了。他为金大良挨打的事金大良大约也忘了，只记住了他帮别人。

　　李三定没有吱声，反正都是小孩子的事，记不记的有什么关系。他其实是更愿意忘记的，过去的那些年，他几乎记不起一件高兴的事来，

　　两人分手时，金大良忽然问李三定，你小子怎么学的这一手？没等李三定回答金大良又说，要不是你我兴许就没命了。李三定眨巴着眼睛，像是不知说什么好。金大良说，老麦他也没你这两下子。提起老麦，金大良又一下子愤怒起来，他说，老麦那个狗娘养的，今儿要不是他还打不起来呢。他便开始骂老麦，骂他势力小人，骂他为舔米囤固的屁股不惜送上他金大良一条命，骂他贪财又贪色，每年大家送的香烟、猪腿他自个儿就落下一半，他还仗着自个儿出身好勾搭地主家闺女，人家闺女的爹跪着求他他都不罢手。更可恨的，是他平时一声一个大侄子地叫，把别人的心叫热了，他倒狗脸一翻六亲不认了。金大良愈说愈气，唾沫星子不断喷在李三定的脸上。李三定躲闪着，终于说，我该回家了。金大良这才停了骂，想起刚才的问话来，他说，你还没跟我说呢，怎么学的这一手？李三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为防御对立红卫兵组织的进攻，自己所在的组织就鼓励大家练习各种防御的手段，矛枪、匕首、沙土、砖头、甚至拆掉的椅子腿，什么什么都拿来练，练投，也练挡……金大良说，不想说就算了，你还是老样子，说句话能要你的命。不过我得给你提个醒，老麦那个人可不值得你天天跟了看，天天看老麦，还不如天天来看我呢。天天来看我，我保证会对你有好处。

　　李三定自是不会打算天天去看金大良，但金大良的问话就像引他走进了一条记忆的遂道，他一点不想走，遂道却不由分说地向他敞开了……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迟迟地不来进攻，防御的这边却像楼下那个神经衰弱的人一样在等待楼上扔第二只靴子，所在教室的窗口全用砖头堵死了，门口也堵了半人高，人们进出就如同狗一样地爬上爬下。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拥有矛枪、匕首的年代，目标是保卫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为了捍卫他英明的路线，目标没有任何的疑义，目标下成千上万个造反组织却相互仇恨，相互谩骂，甚至相互厮杀。好在，这学校还从未真刀真枪地厮杀过，匕首、矛枪什么的备是备上了，但若不用，就不过是一群大孩子们的玩具。说来也怪，这些玩具们商店里也没见卖过，说有就有了，说多就哪哪都是了，还有柳条帽、三节棍、五节手电……也不知从哪钻出来的，简直如雨后的草，一夜之间就遍地全是了。

　　在这之前，红卫兵主要是用笔和嘴作刀枪，贴大字报，开辩论会，满世界地撒传单……大字报纸是一分钱一张的那种，颜色就像农村的土坯墙，硌手的的硬斑、草棍则像墙上的花秸；毛笔也是几分钱一支，秃笔尖，爱分叉，用不多久笔头就掉下来了。但红卫兵是不讲奢华的，他们看重的是内容，言辞激烈能激怒对方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日夜绞尽脑汁，想遍了学过的所有的词汇，将青春的日日夜夜仿佛全用在攻击对方的遣词造句上了。写是一样，说也不能忽视，辩论会是一场接了一场，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甚至上千人的也有，那真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能言善辩的，便可以学诸葛亮舌战群儒；次些的，便做群儒中的一个，你唱罢了我登台；再次些的，只好担任呐喊、起哄的角色，就像看戏叫好一样，关健时刻的叫好也能提演员的精神。总之，练习当众说话那可是最好的机会了，谁都可以当矛去射别人的盾，谁也都可以当盾来挡别人的矛，虽说有些乱乱轰轰少有章法，对热血的少男少女们却是魅力无穷。还有那满世界的传单，纸张虽仍粗劣，却有了花花绿绿的颜色，字是工整的仿宋或是洒脱的楷书，看似印刷体，却是拿了蜡纸、铁笔，一笔一划在一张专用的钢板上刻出来的，然后将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滚足了油墨，一遍又一遍，下面才出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传单。传单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儿，满世界都可以闻到，更不要说红卫兵组织占据的地方了，若要分辩是不是一个组织所在地，只须用鼻子闻一闻，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油墨味儿就可以了。

　　所有这一切，李三定都经见过了，热血也随了沸腾过，但他在其中的角色总是最末等的，人家写好了大字报，他拎了浆糊桶去贴；人家开辩论会，他去准备桌椅板凳；人家蜡纸刻好了，他拿了去油印。他做的尽是不用动脑不用动嘴的事情，而这样的革命运动要紧的正是动脑动嘴呢。但他没有办法，他对自己的笔和嘴一点不抱希望，锻炼的机会是天天都有，但他宁愿眼看着机会一次次地失去。这让他在一段时间真是痛苦得很，夜里一做梦就是坐在辩论会上被一个伶牙俐齿的人攻击得张口结舌。好在，这末等的角色不只他李三定一个，行动起来也是闹闹哄哄的一小批，况且在一小批里他贴大字报总是最快最平整的，印传单也是又快又清晰。他最明白不过，其中快有快的聪明平整、清晰也有平整、清晰的聪明，因此他自个儿也有小小的快乐。但由于别人从不去在意这种聪明，他那快乐便有点像晴天里的雨滴，没待落地就被蒸发掉了。

　　时间长了，李三定的热血沸腾和那些战斗在前沿的人的热血沸腾就显出了区别，那些人由于直接的参与，热血的沸腾愈来愈接近顶点了，而李三定的沸腾却渐渐地在往低里走，就好比之间隔了道墙，对墙那边的热闹李三定只是旁听的角色，听多了听惯了，想沸腾也难沸腾起来了。但一些事情到底是要由那些直接参与的人来决定的，比如唇枪舌剑的辩论，像是已远远不够他们的热血消费的了，他们一边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却难以抑制地修工事备武器，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也不知是从哪个城市哪个组织开始的，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地，全国各地就都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严重的地方还动了真枪真弹，死了真人。到了这个地步，大家不但不能停止，反更感到了斗争的严峻，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泪光闪闪地宣誓：即使抛头颅撒热血，也要保卫您，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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