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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昨天刚拿的货吗?怎么今天又想退呀。”其中一个女孩冲我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皮,大声抱怨道。另一个干脆撇撇嘴,把头转向相反的方向。

  “对不起,租我床子的那人临时变卦了,不租给我了。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呀。”我嗫嚅着说出了这个我在家想了一夜的退货理由。

  “哧,那关我们什么事?我批给你的裤子没毛病吧?”我点头。“就是有毛病我们也只负责给你换货,除非断货才能退。”

  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经过眼睑时,我的眼睛被蛰了一下,又继续缓缓地往下流,像一行泪水,“我这是第一次做生意,什么也不懂,麻烦你们了。”两个女孩把头转向买货的人,不再答理我。

  我站在原地,委屈地张了张口,但不知道还该说点儿什么。

  “你把包挪一边去,我这儿还批货呢。”女孩口气生硬地把一只细长的胳膊在我脸前挥了挥。

  我强压着心里的火气,耷拉下眼皮说:“我便宜点儿退还不行吗?”

  “你想多少钱退?”刚才说话的女孩示意我到边上说,别影响批货。我跟她来到大过道的中央,近乎央求地看着这个可能比我年龄还小的女孩说,“四十五元吧。”女孩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这我已经赔五百元了,再多我真的是赔不起呀。”

  女孩瞟了我一眼,仍不搭话,目光闲散地看着过往的人流。

  “那你说多少钱你才肯退?”

  女孩转过身,“一口价,三十三元,多一分钱咱们免谈。”女孩的神态和口气像个谈判桌上的女强人。

  “那我就得赔一千七百元,我昨天才从你这儿拿的货,刚一天就赔这么多,你还讲不讲点儿理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浑身直哆嗦。

  女孩平静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是觉得亏,去找工商、找消协。实话跟你说,能给你退货,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因为我看得出来,你的确是个新手,不是蒙我。不然,我才懒得跟你在这儿磨嘴皮子呢。”女孩伸出食指,原地转了一圈,“你满”五爱“打听打听,谁家给退货?批出的货就是泼出去的水,无论赔赚,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事了。难道你拿货赚大发了还跑来给我加钱吗?”她这话一点儿不错。

  “你快过来卖货,少跟他啰唆!”另一个女孩皱着眉头喊了一句。

  女孩耸了耸肩,边走边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惹急了,她一条裤子都不会给你退的。”

  我无计可施,只怪自己当初操之过急,现在只有干瞪眼认赔的份了。两个女孩蹲在地上,打开旅行包点数的时候,几个买货模样的人在一旁哈哈大笑。我恍然大悟,这几个人我昨天在这里见过。他们是双胞胎姐妹雇来“牵驴”的。我不禁暗自叫苦不迭。

  退完货,我恍恍惚惚地骑上自行车往“光明”市场的方向骑去,骑着骑着才缓过味儿来,我还去那里干什么?我现在一条裤子都没了,到那儿去“卖呆”?我可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我悻悻地把自行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巷口处,胃里饥肠辘辘地咕咕叫,但我的食欲昨天就被破坏了,什么也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冲进早点铺来一顿狼吞虎咽,就太没心没肺了。我说过我做生意只有五千元的本钱,仅一天时间就搭进去了三分之一,照这个速度,三天后我就将一贫如洗。

  但不管怎样,我都应该跟老黄打声招呼,通知他一声,最近我可能不能来“光明”了。如果我与老黄的关系再熟悉一些,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再来“光明”了,床子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是个失败者,我的服装生意仅一天就结束了。我赔不起,也许也不是块做生意的料。想到这里,我的眼眶里有了一丝温热。

  我强打精神在公共电话亭呼了老黄。老黄很快就回了电话。“我这几天……可能不能来市场了。”我吞吞吐吐地说。老黄“哦”了一声,更像是打了个饱嗝,“我刚才听说你的货不行,我们这条街虽然不大,但是很有名气。这些年,床主们的货都从广州上,不像”五爱“和”西柳“,哪儿的货都有,乌七八糟的。你应该尽快到广州去看看,从那里弄点儿货回来卖,肯定错不了。”

  老黄的话提醒了我,去趟广州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我只剩下三千三百元,除去必不可少的路费,能上多少条裤子呢?可不去上货我只能坐以待毙。剩下的这点儿钱,用不了多久也得被我稀里糊涂给造光了。我从未去过广州,只听说那里自由开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我很早就渴望到那里去见见世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我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权当是去广州旅游了,散散心,顺便碰碰运气。至于是赔是赚先甭管那么多。赔咱认了,赚了就当白捡的,哪怕能赚回个往返路费,闹个白玩儿也不虚此行呀。

  当时社会上正流行这么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拼了,不就是他妈的几个臭钱吗?赔光了老子大不了去打工。我几乎是在这种悲壮的情绪中腾地从马路牙子上弹了起来。

  没有人甘于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何况,我他妈还这么年轻,才二十三岁。

  第二章

  就这样,我怀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悲壮,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硬座车厢里拥挤不堪,迎面扑来的是混杂着各种来历不明气味的空气,总的感觉是臭烘烘的咸鱼味道,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那些民工们的嗅觉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怪味道,他们照样有说有笑,张大嘴巴该吃吃该喝喝,肮脏的车厢就像是他们随意驰骋的乐园,令他们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城里人大多面色平静地把目光转向窗外,只有当民工们的嘈杂声打扰到自己时,才会厌恶地皱着眉头骂上几句。每当列车停靠站时,我和那些城里人一样,急不可待地跳下车,在站台上大口地呼吸着地面上的新鲜空气,伸伸胳膊腿。

  最难熬的是下半夜,整节车厢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静寂之中。那些有经验的民工们横七竖八地抢占好了车厢里每一个可以放平身体的地方:行人过道,座位下和车厢与车厢间的连接板处,无论男女一律头枕着鞋,脸上盖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毫无顾忌地打起了沉闷的鼾声,嘴角流淌出幸福的涎水。那场面犹如战场上惨烈激战后遗留下来的一具具死尸,惨不忍睹。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茫茫的黑夜。偶尔有一星亮光闪过,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广州之行,也许就是我命运的一丝亮光,如果这次生意失败,我的未来将陷入一片恐怖的黑暗之中。此时,车厢里的灯光异常惨白。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但我知道那是张灰蒙蒙汗涔涔的脏脸,头发上泛着腻乎乎的油光。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与如过江之鲫的民工们共度这难熬的漫漫长夜。一种悲哀的情绪在心底泛起,伴随即将上货的忐忑,我在浑浑噩噩中艰难地熬过了这令人万念俱灰的一夜。

  出了广州火车站,辗转来到高第街。高第街是广州最早、名气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早在改革开放初始,高第街就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塞满了内地人的耳朵。

  高第街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大概连“五爱”市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里只有一条从下至上的坡路,马路中央是背对背的两排铁皮床子,临街的门脸房家家开着档口。这里裤子批得真叫便宜,但我还是战战兢兢的觉得无处下手。上次的教训像敞开的伤口,深嵌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提醒我,切勿操之过急,更不能被眼前繁忙热闹的批货场面所迷惑,稍不留神又被人家“牵”一把。这里是广州,拿了货想退都没有机会,价格不菲的路费、肮脏的车厢足以消磨人的意志。

  我在所有批发裤子的档口、床子前一家家地比较价格、做工,神色紧张,目光游移。但我知道,今晚我必须得连夜返回沈阳,我身上带的钱实在是太有限了,熬不起。

  我长了个心眼,打定主意不能拿一种货,无论它多么令我怦然心动,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然死了连个缓的机会都没有。我在这条街上往返了不下十趟,才拿二十条三十元的,十条四十元的,还有一种三十七元的裤子,拿了十条。剩下的几种我看得上眼的,由于讲不下来价钱,我就来回比较,完全是一种撞大运的心态。

  傍晚时分,我找到一条偏僻巷子里的公用电话,往姐姐单位打电话报了个平安。这时,我看见斜对面一家不起眼的门脸也开着一家档口。心想,这么背静的地方能批货吗?出于好奇,我顺便走进去,伸头往里探了探,看见一种银灰色的西裤,孤零零地挂在一排休闲短裤的角落里。我上前摘下裤子,拿到阳光下眯起眼睛仔细端详起来。这条银灰色的裤子夹杂着一些不规则的暗灰和暗红的条纹,做工也较为精细,尤其吸引我的是挂在裤环上的激光标牌,在阳光下发出斑斓的光芒,使整条裤子看起来既干净又有档次。我想,这种裤子的批价一定贵得吓人,所以,我连价格都没敢问,只是故作老练地把裤子用挑竿重新挂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准备离开。

  看档口的女孩子摘下耳机,叫住我:“老板,是拿货的吗?”女孩的国语说得卷卷的,但很好听。我停下来,随口问:“怎么拿?”

  “那就看你是不是喜欢啦,如果想拿货就不要这么急着走啦。”女孩儿的脸很光滑,皮肤微黑,完全是一副中学生模样。

  “你就说多少钱吧,如果价钱合适我就拿好多好多啦。”我学着她的腔调,逗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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