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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


  编书的过程,多亏有广州文化传播事务所和事务所属下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新成立的fotoe图片库的帮助,使我的图片编辑工作也数码化了。fotoe图片库是当时全国最早成立的网上图片库之一,是由少秋和区进还有解艳等人创立的。区进是少秋在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性格温和,待人和气。解艳是湖北宜昌来的聪明伶俐的漂亮姑娘,她已经在广州的报刊和杂志做过几年编辑记者了。我在公司里当顾问时,把在香港工作期间所了解的有关图片库的运作方式和工作经验介绍进来。

  我过去做过新闻、纪实、画报、图片专题以及影展,但编书时总是离不开编画册的框框,而少秋是图书编辑,他对时代信息量的把握也比我丰富得多。在他的追问和督促下,我把20年来的笔记本、文稿、剪报和数万张底片全部翻了一遍,连几十年的“废片”全都翻出来了。幸亏我以前养成了习惯——“废片”从来不丢。2001年,我的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80年代》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90年代》由羊城晚报出版社顺利出版了。

  顾铮看了我的书后说:“这不仅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也是摄影在邓小平时代。”

  广东新锐舌战北方同行

  刚好在那时候,全国各地开始兴起办摄影节的潮流。首先是2001年7月在山东东营举办“一品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刘树勇和孙京涛是我的朋友,他们曾以我们广州‘96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上放的幻灯作品为基础,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故事》。这次摄影节,他们向我发出邀请,还给我出了题目,要我介绍广东的摄影新锐。这个摄影节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摄影节,不仅有许多北京、上海和山东本地的摄影师的展览,还请了顾铮、张颐武和岛子等学者来做演讲。

  有一天晚上,轮到我介绍广东新锐。我先把主席台上的讲演台和椅子搬下来,与广东来的摄影师们一起把幻灯机架好。讲座开始后,我站在前面介绍了广东媒体的新锐摄影师们的情况,还特别讲了三位年轻摄影记者的故事,然后请《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王景春放了他带来的一些年轻新锐的幻灯作品。他放完之后,我正准备接下来放杨延康、张新民和我的作品的时候,有几位朋友提出暂停,因为有很多观众看不懂那些新潮前卫的作品,有人还提出“摄影有没有底线?”等问题。我向他们介绍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状态和《城市画报》在采用图片上的一些创新的做法。但没等我讲完,全场几百人都站了起来,七嘴八舌提出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是质问。我们广东的李思坤小姐等人已经和人们辩论了起来,我只记得她说:“毕加索也是从涂鸦开始的……”立刻有观众指着她的鼻子说:“不许你污辱毕加索!”会场于是大乱,后来我和朋友们大声疾呼:暂停辩论,继续放幻灯。大家好不容易才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几个人的幻灯都是纪实作品,有了前几年的“启蒙”,大家都能看得懂了,我们赢得了不少掌声。据说后来顾铮曾对人说:可惜这样的场面没能在他的讲座上发生。

  山东摄影节之后,我在北京我爸的家里待了几天,正好赶上区进和少秋他们在北京宣传我的书——《生活在邓小平时代》。那时候北京的地铁站里边的书报摊都摆上了我的书,王府井的新华书店还为我安排了一次签名售书。虽然没有明星大腕的那么热闹,但也做得很气派,把我的书堆在最显眼的位置,还布置了很漂亮的会场。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瞬间世界》栏目分别对我的新书发布做了一次专访。《中国摄影》的编辑李波给我做了28个版的大专题,做得很漂亮。区进的同乡小朋友江小渔,是个有名的音乐评论家,他给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在北京的宣传活动一结束,我和区进就马不停蹄地去了山西,参加第一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我这次去平遥,主要是去观摩,费用是广州《新快报》李洁军帮我解决的。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是我的朋友司苏实和他的法国朋友阿兰·朱利安策划的。司苏实当时是山西的《人民摄影报》的总编辑。阿兰·朱利安是法国摄影大师马克·里布的侄子,也是摄影家和策展人。他曾在法国参与创办过一个摄影节。

  平遥古城真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她不仅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城墙和全国保留最完整的古代县衙,更难得的是,城内的街道和民房都还是百年以前的模样。据当地人讲,平遥古城之所以没有在几十年来的一个又一个经济大潮中被拆毁,其实是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落后,穷得连拆城墙运土砖的钱都没有。在摄影大展上,我见到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的许多摄影界朋友,还有不少国外的知名学者和摄影大师。在开幕式上,马克·里布对中国的摄影师们说:“中国现在开放了,中国摄影师们看到世界丰富多彩并举起了自己的相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身边发生的事是当今世界最精彩的,别忘了举起相机拍下你周围的人和事。”一边说着他一边举起相机对着中国摄影师们按下了快门。

  在那次摄影大展上,我和区进在县衙里摆了一个摊来宣传我们fotoe图片库,同时我也在那个摊上为我的书签售。

  这次平遥摄影大展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有国际水平的大展。展厅设在城内的各个旅游景点,这些景点都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的老宅子。我们在欣赏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影展的同时,也参观了县衙、城隍庙、镖局和“日升昌”古票号以及文庙等。每天晚上,在城墙边的一个广场上,举行幻灯会。那放幻灯的银幕长16米,高也近10米,用很大功率的数码投影仪来放,那气势可真够大的。所放的作品,有法国前卫摄影师的作品,也有俄罗斯的关于二战前后的经典作品等等。

  我在参观展览的时候,特别注意学习人家的展示方式、图片制作和装裱方面的经验。为我自己的展览作准备。

  2002年,我又应邀到河南的焦作参加那里举办的焦作山水国际摄影节,这个摄影节是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合办的,影展中的作品除了风光山水以外,也有很多全国性的各种摄影比赛的影展。摄影家协会还邀请一二十位摄影行家开会,我也在受邀之列。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摄影家怎样活?题中之意是摄影家的作品怎样走进市场。当时大部分摄影家的日子都过得挺苦的。没想到会议刚开始,就有位老朋友当着那么多摄协领导向我发难。他情绪激动地说:“狼来了,现在不少外国的图片库都进入了中国。中国摄影家协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应该把作品拿给摄影家协会,不要给那些不三不四的网站,比如安哥他们那个图片库……”我当时非常生气,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我知道,他这么焦躁的原因是:摄协又要改选了。可他不知道,我连会员都不是,何必拿我开涮呢?待我平静了心情,就介绍了我在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工作期间学到有关图片库代理摄影家版权的经验,以及我参与fotoe网上图片库的创办工作的体会。风光摄影师翟东风还接上我的话头,讲了他的主要收入就是靠图片库代理版权的收入;黑明是当时出版图文书最多,图书版权收入最多的摄影家,他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会后,许多摄影家都到我的房间来和我聊天,安慰我。大家出门的时候,那位在会上向我发难的朋友也过来要和我谈。我说:“要谈你到会议上谈去。”他说:“咱们都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我说:“二十多年的朋友你还说翻脸就翻脸。要谈你在大会上谈去。”可是他第二天开会的时候还是没有谈。

  通过观摩这三次摄影节,我开始策划自己的展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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