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3)

八十三

　　会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与会的二十多位同行又相约带上作品，聚在北京北新桥三条一号的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的驻京办事处，用我背去北京的幻灯机，一起放幻灯，互相点评作品。这次大家也争论得很激烈。后来，我们的这次聚会就被圈儿内称作：“北会”。

　　大家都觉得1996年的这两次新闻摄影的交流活动使我们这些在新闻采访第一线的摄影者们获益良多，并且建立了友情。不少同行、朋友都说：“从四月影会，到北京国际摄影周，像这种摄影记者和摄影师自己的聚会，太久没有搞了，你们广东为大家创造了一次好机会。”新华社的“大罗”（罗更前）说：“安哥，这时候了，你们还能聚这么一帮人，在一块儿这么火地聊报道摄影，真是难得！”

　　那时候，同行们聚在一起研究成组图片的编排和图片故事的拍摄，形成了一个热潮。广东的报业改革也为这热潮推波助澜，纷纷为好的图片故事开出了高价。《南方周末》的图片故事版的稿费是一组图片1500元；《羊城晚报》的要闻版，一张图片的稿费是300元。很快，我们捏在手里的那些长期积累的作品都陆续在广东各家报纸“落地”了。以前这些作品只能在朋友交流的时候放幻灯，到了1998年，全国的许多报纸都开始整版整版地刊登这些作品了。

　　1998年8月，由广东新闻摄影学会主办、《人民摄影报》协办的“98’中国报道摄影高级研讨班”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为期三天，海峡两岸和香港，共四十多人参加。研讨会对中国和台湾地区的报道摄影、图片故事、图文书籍中的摄影语言、编辑思路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争辩。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广东、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新闻媒体的摄影图片版面的展览。可惜，那一次会议期间正赶上“98洪水”，广东各报许多第一线的年轻摄影记者都赶到长江流域灾区去采访，没能参加会议。但是，他们在第一线发回了大量很棒的图片，刊载这些图片的报纸也被展示在会场上。他们在前方采访的一些故事，也传到了会场上。说是在九江大堤的决口被堵住以后，朱镕基总理来到大堤上视察，各地来的记者纷纷爬上大堤抢拍总理的镜头。有维持秩序的领导见到一个留长发的记者向上爬的位置很危险，就大声地喊：“那位女记者小心点，要注意安全，不要掉进江里去了！”等那留着长发的记者听到喊声回过头来时，大家才发现，他原来不是女同志，是个大老爷们儿，大堤上响起一片笑声。他就是《羊城晚报》的记者王宁德，他可能是全国的“党报”里第一个留长发的男摄影记者。

　　新创刊不久的《新快报》的摄影记者李洁军在长江流域采访之后，听说黑龙江的大庆地区又发生大洪水，他立即只身赶去黑龙江采访。回来的时候，累得腰伤发作，后来我带他去找舞蹈学校的凌老师帮他治好了。

　　在那次研讨会期间，台湾的张照堂作了关于台湾摄影史的梳理和研究的讲座；台湾学者郭立昕作了关于萨尔加多的摄影研究的讲座；本人也放了一场幻灯。我那一次放幻灯的效果特别好，观众的笑声不断。会后，还有朋友夸我的解说很幽默，话音很有磁性。那天晚上，老朋友杨小彦说他准备联系出版社帮我出一本图文书。

　　会后，与会的路透社驻香港记者的叶英杰写了《纪实摄影研讨班后记——有关论点的疑惑与梳理》，文中对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纪实摄影师与摄影评论者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彼此思想的局限阐述了自己的观感。

　　在90年代中国报业改革的过程中间，广东的报业人始终是走在前边的。

　　悼邱良兄

　　1997年，我们没有能够像当年粤港两地的摄影师们所预期的那样去香港开展摄影交流活动。但在那年年初，《人民摄影》报的司苏实与我商量策划《人民摄影》报的读者见面会活动，在我的建议下，我们邀请了香港的高志强和邱良，陕西的胡武功、侯登科、邱小明三人新拍的《四方城》影展，还有广州的张海儿，共同举办幻灯欣赏会。

　　那一次幻灯会在广州国际大厦的大宴会厅举行，来了1400多个观众。观众中有摄影协会的，有商业摄影师，有拍风光的，有新闻界的，还有许多大学生。来晚了的就站在后面，或者坐在讲台周围的地毯上。幻灯会持续了一整天，上午两场，下午两场，观众始终反响热烈，掌声不断。到下午6点，当张海儿放到他的最后一张片子的时候，观众仍有上千人。

　　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我的老朋友邱良。那时候大部分大陆摄影友还是第一次听说邱良其人，但他在香港是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和《摄影艺术》杂志的出版人。邱良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活动，但他不会说普通话。于是，在他放幻灯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翻译，他说广东话，我再翻译成普通话。但是，没过多会儿，大家就用嘘声把我赶下来了。因为他的照片太棒了，大家都能看得懂，而且他说的广东话特别幽默，我根本翻译不出来他那种特有的幽默感。大家看他的幻灯如醉如痴，笑声不断，掌声不断。

　　邱良早期是在邵氏电影公司当拍剧照的摄影师。80年代初担任《摄影艺术》杂志的编辑期间，他和全国很多摄影师都有书信来往。1992年，香港艺术中心曾隆重举办他的摄影回顾展，同时出版了他的摄影集《炉峰故事》，在香港引起很大轰动。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的日子里，无论是香港市民，还是香港的英籍人士，都被他30多年来所拍摄的香港市井生活的照片所感动。大约在1994年，我即将回大陆工作的前夕，邱先生通过朋友约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带上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向他请教，他帮我指出许多放大制作工艺方面的缺陷，并且带我参观了他的暗房。他还把更多未曾发表的作品一叠叠地抬出来，请我提意见。

　　邱良身患残疾，样子有点显老，言谈中我把他当成前辈，他瞪大眼睛向我纠正：“咱们都是同辈人。”是的，算起来他只比我大6岁，但他作品之丰厚，实在令我佩服。香港回归前后，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编成了三本“分量”厚重的画册。他悄悄告诉我，香港博物馆将要收藏他两百多幅作品。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盛典之后，他还在努力地拍摄他心爱的香港。意外的是，9月23日一大早，正在韶关出差的朋友乐瑛打电话告诉我，他太太从香港打电话来说，“邱良在办公室里去世了。香港的各大报章都刊登了消息。”我和广州的朋友们都立即互通消息，表达惋惜之情。《羊城晚报》要闻部的颜长江很快地验证了消息的可靠性后，在当天也发了稿子。不久我就收到了朋友们送给我的香港报刊报道邱良死讯的剪报。

　　原来他是在自己的新办公室爬高整理东西时，不幸摔了下来，头部撞在桌角上，重伤倒地，失救致死。据警方估计，他已死去超过三日了。在新闻照片中可以见到，他带着血迹的头部前方，正摆着他本人最喜欢、最得意的摄影作品，作品的中央，有两个走在骑楼下穿旗袍的女郎的背影……

　　2006年，在fotoe图片库的支持下，我联系了邱良的朋友伍小仪，把她保存的邱良一生所拍的十多万张底片拉到广州。我用放大镜把它们全部看了一遍，挑出上千张，交fotoe图片库扫描成电子文件。看着他的底片，我的耳边似乎听到他得意地“呵呵”的笑声。

　　张海儿和他的先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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