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2)

八十二

　　※关于90%和10%的争论

　　从以上不完全的目录来看，大家拍摄的题材各不相同，干新闻肯定会多拍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奇风异俗或大悲大喜的事，但相对来说拍城市的、身边的、普通人的生活的题材显得少些，或拍得不够好。大概是由于这样的印象，香港的余伟健先生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提出了作者关注社会上“10%”的题材好像多于大部分人生活中“90%”的题材……这正好触动了内地人有关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毛主席语）的联想，于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贺延光立即解释：国内新闻摄影界开放改革以来，对报道题材的开拓，对所谓“禁区”的突破，作出了很多努力和成绩。

　　我记得80年代中，连飞机失事这样的大事都不许报道，这种现象在百姓中、在国际上都造成很坏的影响，现在我们回想这种往事都感到很荒唐。解海龙拍的“希望工程”，使失学儿童这种所谓“阴暗面”的题材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良好反响，更激励了国内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年轻记者，对老少边穷地区和10%的人们投入了更多关注和同情是无可厚非的。

　　但余伟健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我们平时工作中大部分拍的是身边的人和事，但是却缺少有震撼力的好作品，是否还应该提高我们采访和拍摄的功力？

　　张海儿说：“题材本身不应成为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表现方式。摄影师必须掌握精练的图像语言，毕竟我们是以图像的感染力来打动观者的。”

　　后来，香港的冯汉纪又提出了关于拍摄者对被拍摄者是否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修养问题。陈远忠接着就说：“我在跟踪拍摄一个脑积水的小孩被父亲背着来深圳求医的故事，还常常要想到我的稿费够不够补偿我付出的车钱。所以，其实我很卑鄙，但是我还是要拍。”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内地的记者在道德修养和人性关怀方面是好的，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本来值得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到底是谁讲什么，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只记得最后以贺延光的“说段子”结束，前后持续了六个小时。

　　经过激烈的争论，心有余悸的余伟健歉意对我说：“安哥，我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给你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你积德了。我觉得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你别见怪，我们内地人说话嗓门就是大。你别见怪。”

　　现在看来，在当时大陆的纪实摄影热潮中，内地摄影师关注的焦点多是拍摄题材和手法。余维健、冯汉纪等香港摄影人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在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后几年中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内地摄影界对纪实摄影的方向以及摄影伦理等更深层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那次讨论的延续。

　　长江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有许多本来是属于90%的题材，也被政府主管部门归入了那10%的‘阴暗面’里。我觉得，中国学界并未反思：在反映改革开放，在记录历史上他们为什么是缺席的。倒是这群摄影师，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十分珍贵，把他们的作品聚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没有评委，没有“领导”，没有理论家，所以，没有总结，也没有决议，大家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带走了许多激情、许多问题和许多惆怅……常有回去了的朋友托人向我们带好，并说收获不少；也常有没能参加交流会的朋友向我们询问情况，并表示惋惜。

　　我们这次交流会在圈儿内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大家给它起了个雅号叫：“南会”。

　　也是在那一年，10月25日至26日，新华社摄影部与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了“96年新闻摄影座谈会”。请来了四位世界著名的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进行专题讲座，并对与会的数十名摄影记者的作品进行讲评和讨论。我和宋布军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一见面就向我说：“对不起。”因为在我们筹备“南会”的时候，我曾邀请她的部下黄文来参加，那时她不放人，我给她打电话求情也说不通。后来，我们的交流会办得很成功，她大概听到了大家的口碑，所以才向我道“对不起”。她当初可能把我们的活动也当成那种为赚钱而办的摄影活动了。

　　宋布军带去《粤港信息日报》的年轻摄影记者李洁军在云南丽江地震灾区采访拍摄的稿子，在这次会上受到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说他拍出了丽江灾民的勇气和尊严。

　　那一次，我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尤其是1988年曾看过我放幻灯的新华社摄影部的那批年轻大学生，我们重逢之际都特别热情。时隔八年，他们已经都成了摄影部的骨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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