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6)

六十六

　　侯：巴哈是音乐的天堂……

　　刘：有没有真正的巴哈，没有天堂，巴哈在什么地方？

　　蛮子：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小时候总在一起笑，你不来看我在舞台上向观众撒谎，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厚着脸皮傻笑？我们的音乐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呢？

　　侯：你不要忘掉已经逝去的过去。

　　张：你不要让人们看到，你要忘掉蓝天绿海……自由地唱。

　　刘：我要不停地唱下去，用节奏敲碎那所有的石头……

　　到半夜三四点钟，他们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大家坐下来喝水聊天。刘索拉问我：“安哥，你刚才睡了吧。你听得懂吗？”我说：“你1966年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她说：“是。”我说：“到了1970年左右，北京的机关干部都下放五七干校，我们都上山下乡，也就是说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离开了北京。那时候你们这拨儿小孩儿没人管，可疯了。是吗？”“是。”“听说你们人人骑一辆带转铃的自行车，一身军绿或一身蓝中山装，斜挎一个军用书包，里边揣把菜刀。两拨人对面见了，一看不顺眼，吵起来就打群架……听说男生还给女生打分。”“啊！那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的‘小五分’。”我们都笑起来了。

　　接着我就又讲起了西双版纳的故事。讲刚到西双版纳的时候，生活条件如何差，知青一般都不敢谈恋爱；讲所谓的私生子；讲老傣族在林子里发现的一个刚出生就被掐死的死孩子。

　　我讲完了大家也都来了精神，工作不干了，就聊开了。刘索拉接着讲了她邻居的故事。

　　那是一个老革命。解放后因为托派问题一直很倒霉。从监狱里出来后老婆又病了，他经常要和老保姆一起背着老伴下楼去看病。前些年，老人家的问题平反了，老伴也死了。后来这老革命就娶了老保姆一起生活。但是没过多久，老保姆又病了，他又要经常背着老保姆下楼去看病……

　　我们讲着故事。我冒昧地问刘索拉：“听说你离婚了？”“是。”“听说追求你的小伙子已经排上队了？”“是。”“又听说你的前夫又来要求复婚？”“是。我跟他说：‘后边排队去！’”逗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不知不觉，天已经蒙蒙亮了。侯德健开车拉我们去花园酒店喝早茶。那天晚上，我又联系了省广告公司的朋友华汉南到他们的摄影棚为《蓝天绿海》拍剧照。

　　送走刘索拉她们以后，侯德健不无嫉妒地对我说：“刘索拉说了，安哥的感觉真好。”

　　同事才子

　　广东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被称为“南风窗”。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新社广东分社发出去的稿子主要是以侨乡新貌为主，报道侨乡的“一草一木”，拍成照片主要是侨乡的大楼、桥梁、工厂、学校等等。大约在1982年，分社领导出国考察，负责图片报道的副社长简捷老先生回来以后对我们说，以后少拍点大楼、桥梁、工厂、学校，人家的大楼比我们的高，人家的桥梁比我们的长，我们注意力还是放在拍摄人，拍摄老百姓的生活上。

　　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中能够跳出这种“侨乡新貌”的框框，还是受到我们单位的一些大学科班出身的记者的影响。我首先要说的是方远生。方远生是印尼归侨，祖籍闽南，父亲是印尼某华侨中学的校长，他60年代回大陆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詹谋俊是校友。他身材高大，曾是暨大篮球队队员，“文革”前分到《羊城晚报》做记者；“文革”后从农村干校调到我们中新社广东分社。他发的稿件新闻性很强，后来香港《明报》曾在头版给他开了专栏，他的专栏文章还曾有几次出口转内销，登在国内的《参考消息》上。那时候我弟弟彭安弟正在暨南大学工业经济系读书，他在暨大组织了研武会，集合了会打泰拳、截拳道和拳击的华侨学生在一起切磋武艺，我约上方远生一起到暨大采访他们的研武会。1984年，方远生当了我们分社的社长，那时候他从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招了六七个毕业生，这些比我小十来岁的毕业生朝气蓬勃。

　　沈宏菲是上海人，祖籍湘西，是沈从文的老乡。他长得肥肥胖胖的，有点像卡通人物，他说话特别幽默，而且常常是黑色的幽默，和他一起聊天，我常常笑出眼泪。他刚毕业的时候分配到珠海，但是他不喜欢那个工作，又受不了广东夏天的炎热，所以经常与他的狐朋狗友躲到珠海度假村的朋友那里叹空调，当然他在单位里就不受待见。后来经他的学长张许介绍，来到我们分社。他写的稿件特有文采，很快就在行内有了口碑。沈宏菲的字写得特别漂亮，最近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找出了一份当年沈宏菲写的摄影评论的手稿，写的是关于《城市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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