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2)

六十二

　　我讨厌逻辑学

　　1983年，中宣部组织全国新闻界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回城知青，以及在“文革”中读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参加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统一考试。这是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给我们发了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录音教材和一些课本，有《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以及《新闻写作和编辑》、《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共十六门课。这些课程里，我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史和新闻史。我先利用采访之余听着磁带录音机，把录音教材逐字逐句地写下来。到临考前，单位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复习功课，熬得我眼睛都肿了。

　　我只好戴副墨镜去眼科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我在看那最难啃的《逻辑学》。到中午十二点才看完病。排队交钱拿药的时候，一个壮汉子横冲直撞地插在我前边。我拍他一下，让他排队。他却怒气冲冲当胸推我一把，把我推出队外。“你想干什么？！”“你插队！”我话音未落，他就起脚兜我的裆，好在我的裆很大，他没踢着。我条件反射地还上一脚，接着迎面一拳，双双命中。为不使他有喘息的机会，我一步跟一步，十来个右直拳。嘴里“嗨、嗨、嗨”地吼着。排队拿药的二三十人都退开了，在大厅里围成一圈。那壮汉被我打得直往人多的地方退。我为不伤及别人，放他一马。他到底比我壮，冲出人群一个饿虎扑食。我看准空当，打一个迎击拳。可是我功夫不到家，反而被他打得人仰马翻。左手抓着的《逻辑学》、墨镜、钱和药单、兜里的记者证、圆珠笔撒了一地。我爬起来就捡东西。

　　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打了。站着看我拣东西。血流满了他左半个脸，他掏出卫生纸来擦。刚才排队的人们还呆呆地围成一个大圈。我挺一挺我的背，只觉得嘴一张就痛。我到空无一人的交款处交钱，又到空无一人的取药处拿药。人们呆呆地看着我走出大厅。在大厅门口，那壮汉向我要两块钱药费。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我给了他，走了。我讨厌逻辑学。

　　第二天，我的下巴肿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

　　因为我们单位是属于中央单位，那年冬天，我们分社五个没上过大学的同事一起进京赶考。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在北京过冬天了。第二天一早，总社的车把我们拉到西郊的八一中学去参加考试。无风的北京冬天，寒冷的空气把手、脸和耳朵冻得像是有无数小针轻轻地扎着似的，人显得特精神，搓一搓手、抹一抹脸，踏着路边的积雪跑一跑、跳一跳，不一会儿，浑身就都热了，手、脸和耳朵都红了，真舒服，真想在街上跑两圈。八一中学的操场上已聚集了几百位应考者，我看大部分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三届”知青。考试正式开始，我相隔十七年又走进了考场。但是这次我不像从前那么被动，那么紧张了，我很自信，答起题来很流畅，思路很清晰。考试持续了两天，每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共分四场。每场两个小时。每场考完以后，我和总社的几个同事还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根据回忆对答案。

　　那时候，我的弟妹（安弟的太太）曹小乔是北师大的文学系讲师，我回到家以后，把整个文学试卷都给她复述了一遍。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莎士比亚《麦克白》的故事梗概答成了《王子复仇记》的了。其实，《麦克白》我根本没看过。

　　结果我们分社五个来参加考试的人里，只有我一人通过了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的成绩在整个中新社通过考试的人里面也名列前几位。通过考试的人，每人还发了一本《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统一考试》的合格证，是由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签名的大专水平的证书。从此，我成了名正言顺的记者，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的工作和读书都打下了自学的基础。尤其是对我后来在实践中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梳理中国摄影史的工作打下了伏笔。

　　卖票租场子放幻灯

　　“夜生活”在80年代还是个很时髦的词儿，我记得广州最早的夜生活是在海珠广场乘凉，拿着录音机，听邓丽君和徐小凤的歌，大街小巷都飘着港台的歌声。那时候个体户开起了大排档，最热闹的大排档在中山五路的一个巷子里。印象最深的是在南方大厦旁的珠江码头，有很多卖艇仔粥的小艇，艇上的炉子上熬着大锅的粥，小桌上摆着配料。小艇上还插着幡旗。人们来到码头上，叫一个艇仔粥、鱼片粥或者及第粥，艇上的伙计就会踏着岸边阶梯送上来。人少时，客人还能走下去，坐在小艇上叹着江风品尝美味。

　　再后来，就有一些机关单位举办舞会，但舞会上跳舞的往往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家。年轻人不会跳，只是站在旁边看。老人家跳的都是在50年代学的交谊舞。他们的姿势很标准，虽然旋转腾挪略显吃力，但是他们布满沧桑的脸上还露着自豪。再后来，广州的电影院开始有了一些歌舞厅，装上了那些迷幻色彩的灯光设备，立体声的音响，甚至有了迪士高的音乐，但那时迪士高还不被政府主管部门接受，加上音乐的声音很刺激，所以这些歌舞厅开了又被关，关的原因据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又悄悄地开了，我去采访之后才知道，这些歌舞厅在白天开老人场，一些退休老干部喜欢跳舞，白天的老人场很热闹，于是歌舞厅也就关不了了，晚上年轻人也就可以跳起迪士高了。我拍的照片经我的同事沈宏菲编辑、配文，在《南风窗》杂志上登了对开两版。没过多久，沈宏菲笑着告诉我，他的一个哥们儿指着照片上跳舞的老太太说：“嘿！那是我妈，她天天去跳舞……”

　　1987年，第一次违反台湾“政府”戡乱时期法令，到中国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李永得和徐璐，在广州被广州的记者围着采访。当问到他们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的时候，李永得说：“广州的西湖路灯光夜市很热闹，有些像台湾和香港的夜市。”当内地，到处还刷着政治标语的时候，广州已经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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