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54)

五四

　　这样的故事以前曾经发生过：有一次，有个摄影记者潜入一家猪肉屠宰厂里，试图拍摄那些工人给生猪注水的过程时，一个不小心就被对方发现了，他为此遭到一顿毒打。当那几个工人打累了之后，其中一个人还把他死死攥着的相机抢了过去，用力地砸向了他的脑袋。等到在厂房外接应他的两个报社同事发现情势不对，冲进去亮明身份解救他的时候，他已经人事不省。那些工人后来对赶到的警察说，他们当时还以为自己抓到的是一个小偷。

　　在杜晓东对那家食品加工企业的暗访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他把一台小型数码相机藏在裤兜里，一旦有机会就把它拿出来迅速按下快门，然后再放回裤兜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企业里的“内线”一直在努力掩护杜晓东。但是，无论怎样小心，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幸好杜晓东是个足够机灵的家伙，否则他可能早已经皮开肉绽。

　　在杜晓东讲的故事中还包括这样一段：在那次暗访中，有一次，当他发现一个工人正在从厂房里那条肮脏的排水沟里舀水和面的时候，他趁四下没有别人，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相机。当他按下快门的时候，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厂房内光线太暗，闪光灯自动闪了一下。那个工人注意到了那道闪光，本能地向杜晓东看过来。

　　杜晓东说，他自己也被那道闪光吓了一跳，幸亏他下意识地把那台相机藏到了身后，并且立即找了个话题把那个工人的注意力引开，才没有被戳穿。但是，这样的意外足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高度紧张并且受到了惊吓刺激的情况下，杜晓东当天晚上在工人宿舍里睡觉时说了一段梦话，这又一次把他推入了几乎被戳穿的险境。

　　第二天起床后，有个工人在跟杜晓东一起上厕所的时候，悄悄地问他：“你是记者吗？”

　　杜晓东大惊之下，立即就尿不出来了：“不是。你看我像记者吗？”

　　“不像。”工人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但是你昨晚上说梦话了。”

　　“是吗？我说什么了？”杜晓东故做镇定。

　　“你叫了好几声萧什么，还说你受不了了，想回报社。”

　　那一刻，杜晓东几乎崩溃了，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冷静地对那个工人说：“你听错了吧？我从来不说梦话。”

　　从厕所出来之后，杜晓东便借故离开厂房，回到了报社。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他拍到的照片足够证明那个企业对公众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杜晓东回到报社之后，曾经炫耀性地向周围的同事展示过他偷拍到的那些照片。看过那些照片的记者们都证实，如果把它们刊登在报纸上，足以使那个食品加工企业在未来的日子里承受各种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唾弃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责难，它甚至可能被喝令关门停业。这原本是那个企业应该承受的，但是，结果它并没有承受。

　　在杜晓东搞到了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保持足够的小心。他炫耀过后，就把它们从小屋子搬到了一间有贼的大屋子里。就在他准备把其中一些图片整理出来等待发表时，突然发现它们“失踪”了。这意味着他无法利用这些证据来揭露那个企业的黑幕。

　　如果杜晓东还想继续报道此事，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次装扮成工人混进那个企业的厂房里。问题是，杜晓东不可能这样干了——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称呼他为“臭记者”，并且威胁他：“以后出门的时候小心点！”

　　杜晓东怀疑电话是那个企业的老板打来的。他说，他听到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时觉得很熟悉。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他的怀疑：那个“内线”当天下午也曾经打电话告诉杜晓东，他被几个工人殴打了一顿之后，又被老板开除了。

　　那个威胁电话还证明了一件事：那个“内奸”不仅从杜晓东的电脑里删除了图片，还把这次“暗访”行动告诉了那个企业的老板，或许他在删除那些图片之前还把它们复制了一份并且交给了那个老板，否则对方不可能如此嚣张。

　　究竟谁是“内奸”？在杜晓东大声抱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编辑记者们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了一圈周围的同事。

　　萧原曾经问我：“你怀疑谁？”

　　“你说呢？”我反问道。

　　萧原看着我，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我想，我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报社里的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人非常喜欢这个行业，在他们眼里，“新闻理想”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物。他们希望用努力工作来实现这种理想，同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个人的成就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努力，才使新闻传播成为一项公众尊重的事业。但是，在一些报社里，他们也可能是最孤独的那种人。

　　第二种人无所谓喜不喜欢这个行业，也无所谓“新闻理想”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他们来到报社工作，是因为这是一份可以用劳动来换成工资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工作动机谈不上崇高但也谈不上不崇高。这样的人在报社里人数众多，但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最习惯做的事情就是用沉默来保护自己。

　　第三种人也很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们并不相信“新闻理想”的现实存在。他们来到报社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报社拥有的资源和新闻从业者手中握有的“软权力”。他们希望把这种资源和“软权力”兑换成现实的利益。或者说，他们希望凭借这份工作完成他们致富的愿望。我相信，在多数报社里，都会有这种人的存在，或多或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们可能会积极抢夺在报社里的“话语权”。

　　我的分析结论是：对于偷自己同事的东西这样一件事情，第一种人不屑于干，第二种人不敢干，只有第三种人才可能这样干。

　　第三种人是报社里的“生意人”。他们把报社当成了一个“生意场”，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

　　关于杜晓东的图片失窃事件，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社会新闻部记者办公席的所有人都走了以后，有一个人悄悄溜了进来。他打开一台电脑，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候他脸上应该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然后他掏出了一张磁盘，把那些东西拷进了磁盘里，接着就把它们从电脑里删除了。第二天的某个时候，这个人出现在了一个四周没人的角落里。他打了一个电话，接着就出现在某个企业的老板办公室里。在他把那张磁盘交给那个老板的时候，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一笔钱……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象的。你可能会说这太像是电影里的情节了，但我认为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在我发表过我的分析结论之后，萧原问道：“你把报社里的人分成了三种，那么，你是第几种人？”

　　“我曾经是第一种人，后来变成了第二种人。”我试图开个玩笑，“现在我想变成第三种人，但没有机会。”

　　萧原笑着摇摇头：“你不会变成第三种人。”

　　“为什么？”我同意这个答案，但我不知道萧原为什么也能猜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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