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33)

三三

　　“我们没有接到过那些读者的求助电话，那些选题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我也觉得奇怪。我正准备调查那些线索的来源，不过，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萧原说。

　　“什么机会？”

　　“我也不知道。”萧原说，“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机会”在2004年6月中旬到来了。那一天，“服务台”版上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市民苦寻爱犬》。

　　这篇报道并不长，我把它原文照抄如下：

　　本报讯（记者韩振东）截至昨天，陈女士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爱犬“贝贝”。她说，“贝贝”的失踪令她茶饭不思。

　　“贝贝”是一条1岁半的吉娃娃。它是在半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的，此后再没有回来。

　　陈女士说，它非常善解人意，每次她回到家时，它都会扑到她怀里，用尾巴扫过她的脖子。“贝贝”失踪后，让她感到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她虽然四处寻找过，但没能找到。

　　如果有人发现“贝贝”，可以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陈女士说，她将给予送还者5000元酬谢……

　　这篇报道一共200多字，它被安排在版面头条的位置，并且占据了那个版面的将近四分之一地盘。在这篇报道的边上，编辑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贝贝”的照片。照片放得很大，足够看清那只吉娃娃的鼻子上有一个火柴头大小的黑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篇报道其实是一则“寻狗启事”。我曾经对此感到迷惑：报社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养宠物，有的人既喜欢逛街又喜欢养宠物。这并不奇怪，人类的某种情感有时候会投射到某种休闲方式上。我有一个朋友养了5条京巴，每天下了班都要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喂养他的那些宝贝。他认为狗有一种忠诚的品质，而他喜欢那种被一群狗忠诚地跟随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关于宠物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狗成为其中的主角。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有个小孩在小区里玩时被一条比他个头还高的狗咬伤了脖子；有时候它们又表现得很弱势，比如，有人将一些喂过毒的骨头投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导致许多宠物狗被毒死……后来，电视台曾组织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宠物扰民问题。有一名政府官员当场表达了他个人对宠物的厌恶，并且表示要对此问题“重拳出击”。接着就频繁发生城管队员强行闯入市民家中打狗的事情。在此期间，电视台还播放了一段城管队员早晨起来集体苦练“打狗棒法”的录像。这样的举动激怒了许多人。数千名宠物爱好者在一夜之间团结起来，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兵分几路坐到了市内的几条主干道上，致使那几条道路严重堵车，进而导致当天本市交通瘫痪。这场闹剧最后以那个市政府官员在压力之下责令有关部门收回“打狗令”而告终。

　　我充分尊重狗以及其它宠物的“生存权利”，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萧原对“服务台”版面发起的“炮轰”就是从这篇《市民苦寻爱犬》开始的。

　　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报社17楼的公告栏里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它的作者是萧原。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报社里的“大字报”。在报社里，如果某个编辑或记者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某篇报道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以写出来并且把它张贴在公告栏。我们一般把那些张贴出来的文章叫做“大字报”。除非是进行人身攻击，每个编辑记者都拥有在“大字报”中对某篇报道进行批评的权利。

　　在创刊初期，“大字报”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业务意见的方式，但随着报社气氛的改变，它几乎已经在报社里绝迹了。这一次，拾起这种老习惯的人是萧原。他在公告栏里贴出的“大字报”标题是《先做“人”，再做“新闻”》。文章大约有2000多字，我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意图是在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我不懂，我们为什么宁可放弃那些可以帮助一个或更多人的新闻线索，却选择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一条狗走失的事情上。对于那些因为亲人走失而求助于本报却被拒之门外的人们来说，如果看到了这条帮助一个女人寻狗的报道，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们，你的心情又会怎样？

　　“当那些因为亲属走失而求助于本报的人们来到报社时，我们被要求告诉他们，寻人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报纸无法报道，并且告诉他们最直接的途径是去找广告部，花几百块钱在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好了。但是对于这条走失的吉娃娃，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的主人去找广告部，而是把它当成新闻来报道？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的新闻价值？如果一条狗走失有足够的新闻价值，那么一个人走失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我认为，这篇寻狗的报道会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狗的重要性＞人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吗？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为人做的，说到底，我们做的是人的新闻，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会报道那些人们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境，我们报道那些妨碍人们发展的事情，并且希望通过报道它们来消除那些妨碍。

　　“但是，这条寻狗的报道让我糊涂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人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就应该学会怎样关心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关心人，读者又怎么会选择一张冷漠的报纸……”

　　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许多人都看过这张“大字报”，因为它的空白处写着许多留言。有人写“说得好”，有人写“支持”，有人写“先做”人“，再做”新闻“——顶”，还有人写“严重支持”……

　　多数留言的后面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例外：在“严重支持”的后面，赫然写着“杜晓东”这个名字。你知道杜晓东是谁——就是那个曾经与崔哲争论过“牛到底会不会思考”的记者。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语言犀利的人了。跟我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但他并没有像我这样沉默寡言，而是变得牢骚满腹。在这张“大字报”的留言中，他表现出了尖酸刻薄的一面，在“严重支持”和署名之间，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老妈养的一只八哥前两天逃跑了，据目击者称，它正在向火星飞去。我老妈憔悴了，她也变得茶饭不思。请问，”群工组“的同学们能不能帮帮她？”

　　我从头到尾把这张“大字报”读了三遍，这花费了差不多10分钟。看完以后我又想了想，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通过对那篇报道的评论来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弄不清楚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萧原说得很有道理。

　　我赞同萧原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篇报道见报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来到报社要求接待的人络绎不绝。

　　那天我运气非常糟糕，每次都抽到了那张黑桃A。所以，我的那个上午几乎全部被用来接待那些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的人们。其中一些是“好心人”，他们为送还“陈女士”的狗而来，但我看得出来，那些嗷嗷乱叫的小狗中并没有“贝贝”，尽管有一些与它长得很像，还有一只小狗鼻子上的黑斑明显是用墨水涂抹上去的。另一些是正在寻找走失亲属的人们。他们大都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能帮忙寻狗，为什么不能帮忙寻人？”我无言以对。我知道，那个“你最好去广告部登寻人启事”的说辞这时候已经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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