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21)_马克斯·勃罗德

二一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道，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强调的还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进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却对之高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头头（马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敏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身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出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

　　我们的示意图绘出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

　　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具锋刃裸露，每

　　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

　　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种轴旁如果处于对危险的无意识

　　中操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

　　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操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

　　刨刀头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

　　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

　　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

　　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入刀

　　具夹缝。木块的这种推高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

　　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时，当刀具减

　　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头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

　　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

　　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种

　　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

　　面虽然降低了危险性（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

　　刀具缝），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性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

　　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具夹缝堵塞，当工人清除缝

　　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

　　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

　　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

　　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

　　对于保护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具的突出

　　的部分是刀锋，由于这些刀同轴实际上连在一起，刀可以

　　很薄而不必担心折断的危险。

　　很清楚，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爬行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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