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枭雄-戈林(3)

三

　　6月下旬，里希特霍芬的继任者战死。7月14日，戈林终于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权。可他并没来得及充分享受这份荣耀和细细品尝权力的滋味，因为德国军队在西线节节败退，整个大战已接近尾声。7月16日，戈林又击落了一架敌机，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落的最后一架敌机。

　　7月18日，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发起猛攻，俘获德军3万余人，8月，德军的16个师又在亚眠被歼灭。9月底，德军兴登堡元帅在德国枢密院宣布，德军已不能继续抵抗下去。

　　10月初，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兴登堡防线，在北起伊普尔，南迄凡尔登的战线上全线出击，德军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大势已去。

　　11月3日，德国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十一月革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德国彻底战败。

　　在此期间，戈林和他的战友们接二连三听到德军遭遇厄运的坏消息，他们终日惊恐不安，沉浸在战败的哀痛之中。战争结束了，作为战败国的军人，即使是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空军飞行员又会有什么出路？前途一片灰暗，每当想起这些，戈林就不免心悸。

　　1918年11月11日清晨，巴黎北郊的康边森林晨雾弥漫，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协约国士兵。此时，在协约国前线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的专列车厢中，德国统帅部的两名代表正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国人觉得，这个初冬的日子被一片肃杀之气所笼罩。

　　德国战败的消息如一阵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德国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尽管自1917年以来，战败的预感就萦绕在德国人的心头，但这一旦成为现实，还是让人接受不了。皇帝跑了，接管政权的是以艾伯特为首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党棍组成的临时政府，首都一片混乱，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怒火中烧的市民。他们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找工作，不知道贮藏室里最后一片面包吃完后该怎么办。

　　德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在十一月革命后采取了一连串的政治行动。

　　1919年元月15日，共产党领导市民武装起义。柏林市区枪声不断，共产党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控制了火车站、电报局、煤气厂、自来水厂和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临时政府惊慌失措，他们动员起首都的一些陆军军官，并从外省调进军队，对德共发动的起义进行镇压。与此同时，在德国中部，汉堡、不来梅、慕尼黑都爆发了德共领导的工人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

　　在危急关头，艾伯特政府与德军统帅部结成了联盟。德军总参谋长格林纳后来在马格德堡的审讯中供认：“我们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威胁和苏维埃制度，每晚11点至1点之间，我们在司令部通过一根秘密电话线同德国首相协商一切。首先商定的是要夺取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以及调10个师团开进柏林。”1917年11月至第二年4月的几个月里，可以说，德国人是在血与火中度日。

　　言归正传，前面说到戈林正思量一展宏图时，却听到了德国战败的消息，他感到自己的前程就此被断送了。停火协议很快传到戈林所在的部队，按照这份协议，德国需交出5000架飞机。戈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伙同下属，飞到达姆施塔特，将飞机藏了起来。他又同阿沙芬堡的造纸厂联系，把手下的大部分伙伴安置到了那里。戈林本人是不会甘心作一名造纸工人的，他心中那团权势的欲火，是不会熄灭的。他要到首都去，到那里去寻找他的天地。

　　临行前，戈林的部下在阿沙芬堡的一个啤酒馆里为他饯行。他一面大口地喝着啤酒，一面大谈德国的境遇。在他看来，德国绝对不应该战败，战败的原因不在他们这些军人身上，他泪流满面地宣告“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悲壮的气氛中，戈林同大家辞别。

　　不久，戈林与另一名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回到了柏林。混乱中的柏林并没有给戈林带来希望，没有任何人肯顾及一下他，把他安置到一个地方。说起来也是，连皇帝都跑了，一个前飞行员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候，谁还管你是不是曾击落22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戈林见在首都实在没有任何发展的余地，便跑到慕尼黑，同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而慕尼黑做为巴伐利亚的首府，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共产党人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柏林临时政府的眼中钉，他们发誓要将其置于死地，为此正在四处调集军队准备围打慕尼黑，戈林见势不妙，便匆匆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在柏林和慕尼黑接连受挫的戈林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认为目前在德国找不到什么出路。因此，他决定离开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打道北上，到北欧去谋求发展。

　　1918年的北欧，比起疮痍满目、哀鸿遍野的西欧来说，无疑是一块福地。

　　戈林先是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恨，以他那德国空军中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指挥官的身份，很快便立住了脚跟。丹麦的福克公司首先邀请他做试飞员，请他试飞一种新型飞机。戈林知道这下子机会来了，便同意接受这项工作，但条件是对方要将这架飞机送给他作为报酬。在当时的丹麦，技艺高超的飞行员实在难找，福克公司只好忍痛同意了戈林提出的苛刻的条件。试飞成功，戈林不但拥有了一架自己的飞机，而且在当地声名鹊起。1919年春，丹麦政府筹建空军，请他推荐最好的机型，这使他过了一把当权威的瘾。可风头还是没有出够，戈林将他过去手下的4名飞行员请来，同他一道作特技试飞。戈林自然要大肆炫耀一番，他们的飞行技术也确实使丹麦人膛目结舌。

　　此后的几个月，戈林财源茂盛，比如，他在欧登塞作了两天特技表演，丹麦人便送给他2500克朗。这种没有什么目标却有着丰厚收入的生活，使戈林的浪荡公子的劣根性又露了出来。就在完成欧登塞试飞的当夜，戈林便喝得酪配大醉，恶作剧地将他所住饭店客人放在房间外面的鞋倒来换去，找不到鞋的客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夜深人静之时，他还用手推车推着几个姑娘在街上大声唱歌，直到被送进了警察局。

　　清醒后的戈林觉得这种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不想再在丹麦呆下去了。这年的夏天，他驾驶着他的福克飞机来到了瑞典。在瑞典的马尔姆斯莱特，戈林卖掉了飞机，加入刚刚建立的瑞典航空公司，成为一名飞行员。

　　很快，戈林又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发现在社交场合，每当介绍起他，一说到他是中尉，对方脸上便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这总令他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他了解到，他的军衔在瑞典社交界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最起码应该有一个上尉军衔。为此，他在斯德哥尔摩给他过去的部队写了一封信，要求准许他以上尉的身份转业，强调这将“对我的平民生涯至关重要”，还说如果军方同意他的要求，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抚恤金和伤残津贴。两个月后，戈林如愿以偿。

　　于是，在斯德哥尔摩社交界，有了一位赫尔曼·戈林上尉，对这位年轻潇洒。谈吐得体的前德国军队王牌飞行员，很多人产生了好感。戈林还在报纸上就一些飞行问题发表评论，著名的《瑞典日报》对他作了专访。戈林重新活跃起来，他觉得这里可能适合他发展，他差不多决定要在瑞典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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