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父亲还珠楼主

　　李观承

　　拜读了《大成》杂志转载的唐鲁孙老先生的大作《我所认识的还珠楼主》，这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唐老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也是我的长辈，他们在五十年前的北平相遇，后来又分手。在人生的舞台上，几十年的变化，像是一出戏，令人感叹不己……

　　光绪甘八年王寅（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的父亲生于四川长寿县城里的李家祠堂。祖上十几代都作官，所谓官宦世家。我的祖父李元甫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从南京调任常州知府，生前有三儿一女。因为是大家庭，我父亲排行第七，取名善基。我还有两个亲叔叔，一个叫祥基，另一个叫守基。我的姑母早殇，只活了五岁，曾祖父一直在成都作官。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曾祖母在成都去世，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父亲（他那时在常州附近的奔牛镇上一个四川人开的书馆读书）去奔丧，没有想到到了成都以后，便被给他补习功课的家庭教师王二爷（名字忘记，都称他王二爷）带上峨眉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少年壮游生活。王二爷特别喜欢对我父亲摆“龙门阵”。据父亲讲：“王二爷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开饭的时候，不知催了多少遍也不想离去。”王二爷不称父亲的名字，只叫他小七子，他俩形影不离，情如父子。

　　“峨眉天下秀”，那层峦叠蟑、山泉绿树、流云瀑布的壮丽景色，自古以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夏天是最好避暑去处，自不必说。就是寒冬，峻岭摩天，云烟缭绕，也是美不可言。远望，玉树银花，千姿百态，白雪皑皑；近看，薄雾轻纱，举步生烟。那参天古柏、蜿蜒的小路，令人心旷神怡，有出尘离世之感。峨眉多寺庙，居全国名山之冠。除了著名的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雷音寺。仙峰寺之外，还有七百多座大小寺庙分布于各山麓。夏秋之交，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有的不远千里而来，一步一叩首地向山顶移步。三千多公尺的峨眉山，最高点是金顶，峨眉山的三大奇观：日出、佛光、云海，尽收眼底。他们在山上一住就是半年，等到下山时已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癸丑的除夕，大家忙着过年。我家成都盐道街的那所古老的房子大门外，红灯高悬，鞭炮齐燃，人们正在除旧迎新……父亲的日记里写着：“可能是二爷算错了日子，如今我也不知为什么要赶到年卅回来。晚上给压岁钱的时候，妈的脸色是不好看的，嘴里却说着不要怪他们，今天是大年夜，不要讲背时话。”

　　三上峨眉　四登青城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祖父去世。祖母周家懿带着三个儿子，在李家这个大家庭里过着受人讥讽的生活。这期间，父亲每天练习写字。李家祠堂前院有一洗墨池，是当年严嵩洗墨之处。不久，父亲的老师王二爷病故，父亲亲自将灵枢送到重庆后，又去峨眉山。过了一年，他还约了五个同学再游峨盾，并登青城。青城山他先后去过四次，在他的日记中一再提到三上峨眉、四登青城的感受。他在这两座名山前后生活了十八个月，并把那里的名胜古迹都详尽地写了下来，还画了游览图。可以说，峨眉和青城，他是熟悉得很的，这从他和山上那些道士、和尚往还的书信可以看出。那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跟他结了缘，所以后来他写小说大多以“蜀山”做背景。不仅如此，青城山的道士还介绍他去过贵州和广西。

　　民国八年，大家庭终于瓦解：大房二房分到田产；三房分到了城里的当铺；四房分到了房产后半部；父亲算是么房，只得到房子的前边院落，包括门房。五伯父还说：“洗墨池也给他们，好让七弟善基练习写字。”这是大家庭的悲剧，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沿习下来的结果。树倒猢狲散，祖父一死，甚么五代同堂，通统完蛋。民国九年四川大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到成都投奔娘家，想在那里暂时住下来，怎奈世态炎凉，不能久留。于是他们又去乐山，然后乘船沿岷江而下。岷江两岸，峡谷相连，曲折透迤，江水穿梭于群山之间，气势迫人。大诗人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就赞美过它：“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人借诱人的峨眉山月和明静的平羌江水，写出了他对友人怀念之情。虽然两岸风景如诗如画，可是这母子四人带着沮丧的心情投亲不成，只好泛舟东流，哪里是归宿呢？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只有到他乡去生活了。

　　船行五日，来到了川东的鄂都，相传那是“阴曹地府”的所在，是“鬼”的国土。普天下人死了之后，“魂灵”都要到那里去报到，接受“阴曹地府”的发落，安排“来世”。鄷都城寺观庙字之多，也是四川其他县城所罕见。由于是“鬼国”，庙字里塑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道佛名家的神像，或仁慈，或狰狞，或怪异，或丑恶，凡人间诉讼、法庭、监狱、酷刑……应有尽有，构成一套完整的“阴间政府”机构。

　　四人上岸后，立即去烧香叩头，祷拜一番，才继续乘船东下。他们在浦口上岸，乘京浦火车北上，然后到达天津。他们在天津投靠一个四川同乡。不久，我的两个叔叔便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收留，在该馆作排字。只有父亲和祖母二人在天津生活。这期间，父亲作过《大公报》的编辑，当过阔人家的家庭教师。父亲酷爱戏曲，尤其是川戏和京戏。民国十六年，他和尚小云在天津结拜为兄弟。尚小云为人耿直，他比我父亲大一岁，所以称父亲为七弟。

　　民国十六年，父亲经人介绍，到天津警备司令部给傅作义当中文秘书，英文秘书就是当了一辈子外交官的段茂澜。后来段任台大教授，三年前于台北去世。段茂澜毕业于南开，和周恩来同学，从抗战起一直在国外。他和我父亲天津一别，竟成永诀，四十余年来未再见面。

　　民国十八年春，父亲被聘到四川同乡、长寿县大地主、当过盐商、开大中银行的孙仲山公馆，给他儿女补习国文并兼教写字。孙公馆在天津英租界马厂道，是一个占地甘余亩的花园洋房。当时大中银行刚开办不久，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刺激了金融，两年间北至哈尔滨，南至南京。上海，大中银行共开了十三处分行，真是生意兴隆。生意好，发了财，当然高兴，可是就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刻，发生了令孙仲山不愉快的事情。赫赫的孙公馆，竟发生了师生恋爱的事，男主角是我父亲，他爱上了比他小六岁的孙二小姐孙经洵，就是我的母亲。孙仲山是个守旧的人，极力反对。他说：“李寿民（我父亲到天津以后改的名）不对头，师生搞恋爱，败坏了我孙家的门风，再说辈份也不对，我一定要送他进衙门……”从前，师生差着一辈，社会风俗不允许师生谈恋爱。结果满城风雨，京津两地的报纸当做社会新闻，热闹了好一阵子。不用说，孙老大爷肯定炒了父亲就鱼。不仅如此，他还买通了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

　　这件事，段茂澜（我叫他段三叔）知道后，便设法营救。段是英国留学生，会说流利的英语，三说两说，英国工部局就把父亲放了。孙仲山知道后大发雷霆，雇用了天津的地痞、青皮，二次把父亲送进中国监狱，告他个“拐带良家妇女”，起诉后不久便开庭公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李寿民拐带良家妇女一案。这是个热闹的日子，旁听席上一千多人，报馆记者好几十。孙老大爷自不便出席，由他的大少爷孙经涛做代表。原告提讼后，由我父亲答辩。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旁听席有一女子突然高喊：“等一等！”众人目光全注视着她，她就是孙二小姐孙经洵。她接着说：“我今年计四岁，业已长大成人，我和李寿民情投意合，怎么能说拐带？我已离开孙家多时，这场官司打完，就和李寿民结婚。”

　　全场用惊疑的眼光注视着她，人人佩服她的胆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在五十年前，一个女子敢于走出优裕的家庭，追求自由，自己决定婚姻，确不是简单的事。这场官司打赢后，他们不久便结婚，证婚人就是段茂澜。尚小云送来了家具。他们搬进日租界秋山街的新居，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五日，阴历腊月甘九，民国二十年辛未除夕。

　　父亲在北平宋哲元的政委会当了一个短时期秘书，前后不到八个月，那是和我母亲结婚以前的事。结婚以后，为了生活，才为沙大风的《天风报》写稿子，连载后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独家出版。老板宁波人刘彙臣，一九四八年来香港后，曾在中环威灵顿街开一小书店，一九六四年去世。我父亲第一部写《蜀山剑侠传》，第二部写《青城十九侠》，第三部写《云海争奇记》。他写小说不是一部一部写，而是同时写好几部。民国计五年全家搬到北平，住在东单西观音寺八十五号。七七事变后，《云海争奇记》在《新实报》连载。报社负责人是凌抚元。管翼贤接管《实报》后，《蛮荒侠隐》在该报连载。

　　有一天，当上汉好的周大文带着一个小女孩来找父亲，请他担任电台的策划，父亲没有答应。过了没多久，周作人（当时已做了汉好，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也来劝父亲。父亲不干，不愿去教育总署，就问：抽大烟的要不要？周说：日本人是要禁烟的。过了不久，父亲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饭菜上桌，人们还没下著，全体客人便被押送日本宪兵队。（我在一九八〇年末，以阿澜笔名写了一篇《还珠楼主和张君秋在日本宪兵队》给《明报月刊》，就是谈这件事的经过。）

　　父亲在日本宪兵队被关了近三个月，灌凉水，坐板凳，备受酷刑。后来放他，是因为他给日本大佐算卦，说对了大佐的遭遇。当然更主要的，他是无辜的，他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在敌伪统治时期，除了写小说以外，还为富连成科班编戏，叶盛章的《酒丐》，尚小云的《汉明妃》，都是这个时期写的。抗战胜利后，举家南下，住在上海老垃圾桥唐家弄卅一号，不久又搬到建国西路。这时，由上海正气书局老板、苏州人陆宗植出版他的书。百新书局的徐稚鹤也一度出过几本。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全家又搬到苏州，住在天赐庄东吴大学附近。一九四九年以后，不能再写武侠小说，只能编写戏曲。一九六一年二月因患食道癌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原载1982年4月台湾《民生报》副刊，今据1982年10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版叶洪生著《蜀山剑侠评传》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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