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还珠楼主(4)

　　十二、停笔辍耕姑苏教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〇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四、欣游西北激情难已

　　父亲虽然入了伍，却算不得合格的军人。别的不提，就说那军风纪吧，他都很难按规定做到。穿军衣，风纪扣常常忘记扣好。军帽“顶”在他那大脑袋上，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团里开会，他往往人在心不在，灵感一来，就暗自编起戏词儿来。尽管领导并、不苛求父亲，他也意识到这“的确很不像话”，想努力改一改。不料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紧张、严格的部队生活，又要离开它了。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岳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阅读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十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阅读的感受体会。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都在加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在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时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对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亲这样一个旧文人，怎么竟安然无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杜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〇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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