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往事(146)_施定柔

一四六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 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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