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者为王(25)_落落

二五

　　▼第六回

　　这时我便觉得醉了。
　　我依然坐在地上，靠着一侧的墙，
　　眼睛在台面上无谓地掠过一只空碗，
　　一瓶洗洁精，两块3M洗碗布，
　　一个新买的不粘锅却一直没有用过。
　　我就在这个不见丝毫浪漫气息、
　　比生活更生活的窄小的地方，
　　糊涂地毫无意义地醉了。

　　有一个关于无脸怪的故事。第一次是从日本电影里认识的。它有些恐怖，又或许没有那么恐怖。比起在山林里拐跑迷失的小孩，以人类脑髓为食，潜伏在河流中将渡客拖下水的怪物们来说，它弱小得多，以至于那份弱小给它带来一些悲剧的意味。

　　我面对着天花板睁眼，只是清晨，日光在窗帘下掀出一个安抚的眼神。

　　刚才的梦里，也是清晨，同样地，窗帘缝隙泄漏着橘色的阳光，它找到一片脊背，引导我用手指爬上去。走了不到两步，把他弄醒了。他在梦里醒，迷糊的声音和迷糊的头发一起乱在我的感官里。而在过去的梦里，他趴在我身后的课桌上，用脚使坏地踢我的凳子，当我走在路上，他便走在路上，头顶是丛夹竹桃，我在梦里连魔方也玩得很差，他很不耐烦地夺过去，似乎连一个字也不愿讲地不屑，皱着眉头找到一面白，一面红，一面绿和一面黄。

　　好像在梦里，我们连沙漠也去过，骆驼也骑过，梦里沙漠是凉的。

　　我面对着天花板睁开眼睛，身体还带着仿佛刚刚从游泳池爬起来似的涣散感，稍微动下眼睛转向一旁，刚才梦里，他就睡在这个位置，他的脊背橘黄色，一头乱草似的头发动了动，随即就要朝我翻过身体。可我在看清他的脸之前结束了这个梦。

　　明明是周日却起个大早，买早饭时公园里的老头老太还没有结束“一个西瓜，一分为二”的太极。我喝着豆奶，右手捧副蛋饼，脚下的拖鞋则破了绒面，因而忽然发现自己也未必有他们过得精彩。许多个周末里，我习惯了把自己穿得像根双汇火腿肠，窝在沙发上看掉全部《康熙来了》，只在昏昏欲睡时被章聿的电话吵醒，她站在商场、书店、卡拉OK厅，或小吃一条街对我兴奋地嚷嚷：“这里的豆饼咬起来好像脚皮啊！”语调一如既往地高昂，栩栩如生地从听觉影响到我的味觉，并不在乎背后的老板娘也许正磨刀霍霍向猪羊。她仿佛是颗微波炉里的鸡蛋，在家待得太久就会爆炸，所以画展也去，车展也去，那些短暂的男友被她使唤到东或西，他们用自己疲惫而心甘情愿的脚程呵护着章聿高岭之花般的美。

　　可眼下——我叼着豆奶包装，一边打开手机短信，章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还停留在好几天前，她从婚宴上发来的感慨“连甲鱼也没有，500块红包肯定吃不回来啦”，继续以往的奔放，直到遇见了前男友，她像所有普通人一样瞬间变得岌岌可危，昏冥不定。

　　“晚上来我家吃饭吧，最近必胜客的外卖小哥换了人，新的那个帅得像吴彦祖强暴了周渝民后生的孩——”给章聿的短信按到末尾，一条新消息打断了我。我皱起眉，是在看见发件人的名字上跳出“辛德勒”三个字后。

　　“起床了吗？有什么安排不？今天天气不错哦，想不想出门走走？”他问。

　　“我十六岁的时候，同班俩男生为我决斗得昏天黑地——行，行，就算不是用板砖和折凳，但你不能否认街霸是个好游戏；我十九岁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哥哥每天都会偷偷送盒酸奶到我窗前——尽管随后我拉了两个月稀；我二十一岁的时候，男友会坐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只为亲亲我的脸颊就走——当然，厦门与深圳之间没有那么遥远，可那次正好赶上前方山体滑坡，他的火车结果被迫在半路等候十一个小时；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和人手牵手从城东一直走到城西，我们迎来旭日东升，被警察喊住检查身份证；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二十五岁的时候……说来也奇怪，从二十五岁开始，好像是突然之间的，‘嗖’一声，一切都消失了，那些说着要和你共度一辈子的人，比马路上抢了你手机的小偷跑得还要快，压根儿是健步如飞地消失在地平线上，夸父追日也未必有这般感人的速度。当年所有的甜言蜜语，到今天都化成开心网上他们一张张婚后发福的照片，也真是见了鬼，好像感染了集体病毒，个个都走形到……这么说吧，你就是往河里扔一头死猪，泡个五天五夜后再打捞上来，都未必有他们肿胀。我总怀疑他们是将‘发福’当成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业去投入着，不达目的誓不休地投入着，好像他们的腰围关系着海湾局势或者金融危机——不过，倒也让我心情稍许平静了些，毕竟，没有什么比十年之后，发现以往的恋人依然‘玉树临风’却‘不属于你’来得更加恼人吧。”

　　最近几年，关于“婚姻”和“恋爱”的话题在大脑里呈现大面积丰收的态势，邻居王大婶的语录与莎士比亚的名言排列在一起，所以这段话是打哪儿来的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此刻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好友正巧遭遇了这个打击，“以往的恋人”“玉树临风”但已经“不属于你”。

　　傍晚时分章聿来敲我的房门，她背光站在走廊上，神色看得出落寞，强打精神的样子像件没有干爽便被迫穿上的微湿的衣裳。她把电视遥控按了几圈，最后停在某个正推销99块笔记本电脑的电视购物频道上。

　　“新买的？之前没见过。”我注意到她扔在沙发上的手袋。

　　“哦，没错，前天刷的。”

　　“你不是月初才发工资么？”按理说，眼下应该是章聿频繁出现在挂着“无限量续杯”标牌的地方。

　　“信用卡呗。”

　　“这可不是个好办法啊。”依我一贯的观点，信用卡才是比黄赌毒更应该取缔的东西。和它们的危害性及诱惑力相比，袒胸露乳坐在“理发店”中等待“客人”的小姐们简直是道德楷模和社会典范。

　　“忍不住。就是想发泄……倒霉，这样下去真的会把卡刷爆。”

　　看来章聿的心情确实很糟，因为她的信用卡就不叫信用卡，在我眼中那算半个国库——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章聿有个银行工作的远房表哥，动用私权给她批复了一个庞大的可用额度。具体多庞大？在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无非透支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章聿的信用卡可以帮她直接刷出一套商品房的首付款。“你的表哥到底有多恨你？要给你下这样的套？你小时候是不是把他推下河过？还是骗他吃过洗衣粉？”我一度百思不得其解。

　　“没那么恶劣，只不过对他同学开了个玩笑，说我表哥其实是变性人。”

　　“……”

　　“我举了不少例子，好比他一直使用双肩包是源自对胸罩带的怀念。”那不过一个月前的章聿，她抚掌大笑，气焰嚣张如往常，完全不似现在低落，以往她是神经病，眼下她只是病。

　　章聿倒在沙发上，半天后摸出自己的数码相机：“喏。”朝我展示先前婚宴上的合影，“他把头发剪得多傻。”

　　“哦……其实，还不错了。至少人模人样，没什么大变化。我以前就说小狄长得像谁来着……嗯，香港歌手，高音唱得比女人还牛逼，名字又很下流的谁来着，”我真心地夸奖，随后寻找，“你呢？在哪儿？”

　　章聿似笑非笑，像支断了灯芯的生日蜡烛，徒有外观看似寻常：“我在另一头呢……我离他很远。”她不断按着某个按钮，一下一下一下，“看，这里。”

　　投射在我眼中的，是被模糊的像素营造出少女气味的脸。

　　我无力地安慰她：“算了，起码他只是到场来宾，起码你不是出席他的婚礼。”

　　假设我必须走进前男友的婚礼现场，且拿在手中的是红包袋而不是水果刀，红包袋里装的也的确是水灵灵的百元大钞而非一沓洒着乙肝病毒的卫生棉，假设我必须以释然和祝贺的姿态出现——不如一枪崩了我，也算给个痛快。

　　“那些给前女友发请柬的人都揣着什么心？事到如今依然不忘在对方脸上甩个耳光，好像写下对方名字的那个瞬间自己就莫名地赢了？结婚邀请算什么？有种离婚时来请啊，换我肯定包个特大的红包，大到足够支付他和前妻打官司的庭审费。”

　　“真有趣。”

　　“……汪经理……”这是多年前，我刚入公司时与同事在午间闲聊的对话。当时汪岚对我来说只是“被弃婚”的“女上司”，两者相加等于“熊出没注意”，所以当她突然站在背后，我本能地闭气装死希望她放我一条生路。

　　“这家现在也能外送咖啡了？”汪岚用目光示意着我手里的纸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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