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堂(47)_笛安

四七

　　“方可寒我——”我的脸贴在她的脖颈上，她心跳的声音暗暗地传来，我狠狠地说，“我该下十八层地狱。”

　　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念书给方可寒听的呢？记不住了。好像是有一天，她说起报纸上一篇连载小说马上就要到大结局了，可这两天她总是头晕，于是我说那我读给你听好了。我读完之后发现她的眼神专注得让我不好意思，她说：“你的声音真好听，我都没注意你念的是什么。”

　　“你喜欢的话，我就每天念给你听。”我说。

　　“我不好意思。”她笑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她显然没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

　　真的，我等了很久了。小时候我听奶奶念书，总是在想：这个地方应该快一点，那个词应该重一点才对，这句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语气……可是我没有机会印证这些设想。我以为这个机会至少要等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会到来。但是，现在好了。

　　“你想听什么呢？”我问。

　　“故事，当然最好是爱情故事。”她笑。

　　“好说！”

　　“还有就是——别太长了，太长的故事，我怕听不完。”

　　于是我们每天黄昏的阅读就开始了。我每天下午下课后赶来，晚自习之前赶回去。刨去来回路上的半个小时，我们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是奢侈了。仪式般地，当我把书摊在膝头，会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她点点头。于是旅程开始。

　　最初念的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个半小时，刚好能念完一篇，都是些女人的故事，像一个个的宋词词牌，寥落的凄艳。

　　庆生，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我为你累一辈子都愿意，庆弟，你耐点烦再等几年，我攒了钱，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玉姐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看你，服侍你，疼你，玉姐替你买一幢好房子——这间房子太坏了你不喜欢——玉姐天天陪着你——庆弟——

　　“对不起。”她打断了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你自己的声音本来细细的，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哑了？真有意思，那个女人快要疯了的那股劲儿，就全都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只要把声音全都憋在嗓子里就行——语调，语气，速度都不用动。”

　　“真了不起。”她由衷地赞叹。

　　然后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长了些，要分两天才念得完。张爱玲的小说读出声来是再爽也没有的，好多的虚词和开音节的口语词，流畅得很。当我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每个男人的生命里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我和方可寒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憋不住大笑起来。“咱们俩，”我笑着，“恐怕你是红的，我是白的吧——”“他也配！”方可寒利落地总结。

　　念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天，方可寒提起了鲁迅，“初中时候学过《孔乙己》——我就觉得鲁迅这老头子蛮有意思的，可是，他写不写爱情故事？”

　　“这个——有！”我想我的眼睛亮了。

　　第二天，摊在我膝头的便成了我头天晚上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伤逝》。

　　鲁迅寂静的调子把我的声音也变得寂静起来。

　　好的小说是可以听的。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篇好小说逐字逐句地诵读出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它在写什么。因为它的字和字，词和词，句子和句子之间有种微妙的声音的跌宕起伏，在一篇坏小说里你肯定不会发现这个。而且，一个作家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可是这种声音的跌宕是改变不了的，就像DNA密码一样。

　　比如鲁迅，读出来你就发现，他小说的调子永远像冬天深夜的海面，充满了静静的波涛声，就连绝望也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方可寒的话说——在我念完《伤逝》的那天她问我：“鲁迅是不是天蝎座？”我问为什么。她说：“星座书上说，天蝎座的人外冷内热——我觉得蛮像鲁迅的。”其实她说得有道理，可惜，鲁迅是处女座。

　　再比如张爱玲，她的调子是京戏的调子。乍一听风情万种哀而不伤，其实悲凉和爱都在骨子里。与其说我用我的声音诠释这些不同的调子，不如说这些调子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了不同的模样。那是种绝妙的体验，对我对方可寒都是。

　　有一天我照例把书摊在膝头，问一句：“准备好了吗？”

　　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力地点点头，她只是看着我。她真美，她的眼睛幽黑，像两滴深夜。她说：“宋天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怎么你们最近都问我这个？”我笑了。

　　“还有谁？江东？”

　　“嗯。”

　　“其实我是想问你，你这样对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江东？”

　　“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好。”她舒展地笑了，“这样我才能安心。”

　　然后她说：“宋天杨，我爱你。”

　　“酸死了你！”我叫着。忍受着心里那由温暖和快乐引起的重重的钝痛。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重新问。

　　“好了。”

　　那天我们读的是张承志的《黑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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