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堂(2)_笛安

二

　　她走了以后的这间休息室还真是安静。我从柜子里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经是雪白的，现在已经变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觉间，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该给的药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样冲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岁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种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输液，闭着眼睛。他妈妈，那个说是三十岁看上去足有五十的农村女人拘谨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说，“叫阿姨呀。”“别，”我打断了她，“让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紧张地笑笑，“刚才他还说他不瞌睡呢。”这时候皮皮睁开了眼睛，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说。“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气特别好，阿姨帮你拉开窗帘吧。”——我跟孩子们说话的语气一向被杨佩批判为“矫揉造作”。他轻轻地笑了笑，“不用。太阳晃眼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现在我要到楼梯对面的另一间病房。皮皮他们那间是给十岁以下的孩子的，我现在要去的这间住着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我比较喜欢来这一间，因为这儿住了两个活宝：龙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岁，一对相逢恨晚的难兄难弟。常常交流黄色笑话，也常常互相嘲讽对方做骨髓穿刺的时候表现得像个娘们儿。

　　“美女你好。”他们每天都这样跟我打招呼。

　　“美女，”龙威指指袁亮亮，“他刚才居然说你长得像舒淇，我十分气愤，怎么能拿你跟拍三级片的相提并论呢。打他！”

　　“小点声。”我笑着，“省得陈大夫听见了又骂你们。”

　　“已经骂过了。”龙威说，“你来之前就骂了。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大清早的。”

　　“准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谐。”袁亮亮坏笑。陈大夫就在这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病房门口，非常戏剧性。“小宋，”他说，“叶主任叫你。”

　　我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真不明白这两个孩子，哪点儿像得癌症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心里说，日子再艰难，人也找得到快乐。这跟勇敢和乐观什么的不搭界，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们俩能在这住久一点，这样工作就没那么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步骤，一样的程序，一样地从早忙到晚，说不定再过两年，连说话用的词都懒得换了。日子倒是好打发，很快，已是晚上十点。

　　这个星期是杨佩的夜班，不过她大小姐迟到是家常便饭。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经睡着了，他们睡着的脸庞没有白天那么早熟。我再转到隔壁的加护病房，去给那个叫方圆的小姑娘量体温。她是个敏感的孩子。当然，这里的孩子都很敏感，但她更甚。漆黑的眼睛，懂事地看着你，才八岁就有了种妩媚的表情。陈医生断定她最多还剩三个月，我信。她眼睛闭着，睫毛却一扇一扇的，她妈妈，那个清秀瘦弱的小学老师站起来。“您坐下。”我说，“不累吧？”“不累。”她笑笑。“要是累您就在这张床上躺会儿。”我指指另外那张暂时没病人的空床。“我知道。”她又笑笑。我离开带上门的时候她摊开膝盖上的童话书，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她的女儿：“还听吗？”

　　现在我终于要去龙威和袁亮亮他们那儿了，这令人轻松愉快。果然，偌大一个病房，一些陪床的父母都在打盹了，就剩他俩还醒着。龙威居然把他的语文练习册摆在膝头，一本正经地用功。“从良了？”我压低了声音逗他。他没理我，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儿，“这叫故作‘与病魔斗争’状。”“《滕王阁序》，”龙威自言自语，“谁写的？”“王勃。”我说。“哪个‘勃’？”他问。“勃起的勃。”袁亮亮说。

　　“睡吧。”我说，“别太累了。”“就是，”袁亮亮接口，“人都快死了还管什么《滕王阁序》。”

　　“操，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龙威瞪起眼睛。“小点声，”我说，“赶紧睡。等会儿杨佩来了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真是的，”龙威嬉皮笑脸，“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该多好。”“每天，”我把他的书放到床头柜上，“那还不得折腾死了。”“说，”袁亮亮换了一个严肃的表情，“谁‘折腾’你了？是不是陈大夫？我早就看出来他对你图谋不轨。”“你——”我本来想说“你去死吧”——那是我的口头禅，不过咽了回去。

　　杨佩的高跟鞋终于清脆而空旷地敲击着走廊。我走出去，看见她神采飞扬地把外套扔到休息室的桌上，“你信吗？”她说，“我从早上一直睡到刚才，真过瘾。不过这样一来就没时间跟我们小杜疯狂一把了。”她做了个鬼脸，这时候有人按铃。“真烦。”她这样说。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觉得大脑已经满得没有一丝缝隙。桌上那堆凌乱的邮件里有封航空信，不用说是父亲写给我的。不过我现在懒得拆开。其实我对父亲的印象实在说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来一两次，皮肤晒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里全是异乡人的神情。小时候他总是把我高高地举起来，说：“让爸爸看看天杨又变漂亮了没有。”吊灯就悬在我的头顶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里看见了有点胆怯的自己。父亲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岁那年，他因为多年来在非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什么奖学金赴法国深造，几年后就留在那里，不过每年仍然会把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耗在非洲。这之间他结过婚，又离了，我有一个从未谋面，今年才五岁的小弟弟，不大会讲中文的混血宝宝——就是这场婚姻的纪念。我把那封信放到包里，站起来。把白衣扔进柜子。腿脚酸疼，真恨不得把鞋脱下来丢进垃圾筒。走廊上的日光灯永远给我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我喜欢这寂静。慢慢地走，踩着自己的脚步声。从童年起，夜晚医院里安静的走廊就让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医院里的很多场所都让人觉得不像是人间。比方说爷爷的办公室，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爷爷是放射科的主任，给人的身体内部拍照片。他站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镜头后面，对病人说“不要动”或者“深呼吸”之类的话，只是从不说“笑一笑”。他把X光片抖一抖，夹到灯板上。X光片抖动的声音很好听，脆脆的，很凛冽，可是不狰狞。“这是心脏。”他指指一团白得发蓝的东西，戳戳我的小胸口。“是蓝的？”我问。“是红的。”爷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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