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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四


  她愣了,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么折磨人,现在她的选择是:要么等几年再跟芷青离婚,要么就让芷青回国去等。她茫然地问:“没——别的办法?”

  “他也可以不要身份,黑在美国,等我成为美国公民,就可以让他由黑变白,但那是很冒险的,在他黑掉期间,如果美国移民局发现,可以把他遣送回国,那就麻烦了——”

  她跟蔺枫打过电话之后,也找机会给卫国打了个电话,把这事详细告诉了他。他不加思索地说:“那你快不要逼着他离婚了,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现在你逼他离婚,他不会认为你是在成全他,反而会觉得你——是想甩包袱——”

  “我是没逼他离婚了——”

  “没逼就好,免得他——想不开——”

  “但是这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好几年的——”

  “好几年就好几年,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呢?我想——尽快把你办出来——”

  “你不相信我自己能考出来?”

  “当然相信。”

  她把给蔺枫打电话的事告诉了芷青,他苦笑着说:“是不是跟她商量如何处理我这个包袱?”

  “怎么会呢。你不是包袱,是——抢手货,我们在商量——到底谁有资格——得到你呢——”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包袱是什么?如果不是在国内也混不好,我——早就打道回府了——”

  “快别冒傻气了,好不容易出了国,又跑回去干啥?”

  “你放心,只要你不跟我离婚,我不会跑回去的,我就算在这里洗一辈子碗,也能活下去——”

  “但你何必要洗一辈子碗呢?你是个读书的材料,还是应该在美国读点书,然后找个轻松又赚钱的工作。我听蔺枫说,她现在还不能替你办身份,那我们就暂时不离婚吧。但你还是应该到她那边去,她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

  说到蔺枫的身体,芷青就黯然了,因为蔺枫在东南亚的那几年,受了很多罪,落下一身的病。

  最后,芷青决定去蔺枫那边,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坐在熟睡的小今床边,流了很久的眼泪,岑今看得无比心酸,只好忍着眼泪安慰他:“又不是上杀场,干嘛搞得这么生离死别似的?美国的交通发达,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他交代她:“如果小今问起来,你就说爸爸出差了——”

  小今这边还比较好哄,每次问起来,她总是告诉女儿“爸爸出差了”,而女儿就忙着体会美国新生活去了。

  但爸爸那边很不好哄,每次打电话来,都是开头讲得挺热乎的,爸爸问,女儿答,而女儿讲起美国的生活,总是眉飞色舞。但等到女儿问“爸爸,你的差出完了没有?什么时候回来?”,那边就没声音了,小今拿着电话,听老大一会都没听到爸爸的声音,就把电话交给妈妈:“爸爸不说话了。”

  她接过电话,自编自演:“是爸爸啊?你很忙啊?那你忙去吧,我们要睡觉了,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

  然后对女儿说:“爸爸他要开会了,我们先去睡觉吧——”

  等女儿睡觉了,她再给芷青打电话:“你要控制一下自己,不然的话,你会搞得几边都难过。如果孩子听见你在电话里哭,肯定吓坏了。还有蔺枫那边,你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你还这个样子——她看见了——该多么难过——”

  他哽咽着说:“我知道——”

  “知道就好,凡事多为别人想想,以后少打电话来,要打也要等到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再打,不然我换电话号码了——”

  §51

  刚出国那阵,岑今和卫国之间主要是靠信件联系,那可都是手写的信啊,说给现在的人听,人家打死都不会相信。

  但他们那时真的是铺开一叠信纸,拿起一支圆珠笔,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写起信来。她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只在信的开头结尾,有一些抒情的话,还不是太肉麻的那种。

  她的信总是比他的信长,她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有时为了信件不超重,她还正反两面都写。但他的信一般都只两三张纸,有时也写到反面去了,但大多数时间都只写正面。

  她免不了向他撒娇,抱怨他信太短。

  他总是解释说:“我不能跟你比,你是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当作家的料,你一下笔就才思如泉涌,随便一写就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而我写东西就像捉虫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描。我写这两三张纸,要花你三倍四倍的时间呢。”

  她相信了他,原谅了他。

  他们写信的频率,开始是半个月一封,然后变成每个月一封,因为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需要半个月时间;从中国寄一封信到美国,又需要半个月时间,一来一去正好是一个月。如果碰上生日啊节日啊什么的,就额外写封信,或者寄张明信片,当然不是真正的“明信片”,而是“暗信片”,有信封的那种。

  慢慢的,她发现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她还在用手写信,人家都进步到打电话了。她也发现写信太不合算,电话里几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如果写在纸上,就得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半个月他才能看见,不能即时对话,太急人了,于是他们慢慢停止了写信,改成打电话,但生日节日的“暗信片”还是要寄的。

  那时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费还比较贵,要几毛钱一分钟,中国那边打过来更贵,而她经济来源就是那点助研工资,要养活娘儿两个,有时还给爸爸寄点医药费,手头不宽裕,所以她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给卫国,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都是卫国考GRE的事。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催着卫国去考GRE,但他总不肯去考,觉得还没复习好。后来她一催再催,连报名费都给他寄回去了,终于把他催得报了名。

  她比自己复习考试时还紧张,因为她自己对自己有个底,知道自己复习到了什么地步,能考出什么成绩。但现在是他考GRE,她就没那份把握了,从他考托福的情况来看,他还是有学英语的天分的,但GRE不光是英语,还有数学,虽然不算很难,但对于一个文革期间上学、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考完之后,她打电话过去询问考试情况,他的情绪很低落:“没复习好,感觉很糟糕——”

  她安慰他说:“就当是练兵吧。谁不是一考好几次呢?没谁一次就考过的。”

  “你就是一次考过的。”

  “我是撞大运了。”

  “不是撞大运,是你聪明,你从小就聪明,不像我——”

  “你怎么啦?你也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聪明,不是学习的料。”

  她壮起胆子问:“你考得——到底有多糟糕?”

  他有点胆怯地回答说,“太糟了,我——没考完,中途就——离场了。”

  她忍不住叫起来:“中途就离场了?那怎么行?肯定会影响成绩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你中途离场,题目都没做完,怎么会不影响成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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