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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七 　　比方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凶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取支票时的情形。按照一般情况，凶犯总想乘着通告还没下来，尽快把支票兑成现款；因此，上午去总比下午去要来得安全一些。可是实际上凶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出现。这就是说，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来。那末也可以设想，既然凶手是去犯这么重大的案子，也许会请假去干吧？但是在犯案的当天请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凶犯选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袭中被炸毁了的偏僻的小银行。这种银行里也不过有二三十名职员，也就是说，在掌握人数这一点上大概刚合适。他的行动范围呢，北自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这两者之间。为了定制名片，他还在银座出现过。他的行动范围诚然可以说是遍及全东京都的南北了。当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离开岗位（而且他总是在三点以后才到现场），在那以前抽不出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机动性。 　　尤其是他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刚下过雪，路很难走。 　　替平泽辩护的人说，平泽当时不在现场，因为五十七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胶靴在短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这种论断也值得参考——也就是说，我认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车才会有这种机动性。 　　凶犯订下周密的计划，在银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会担心正在作案时会不会有人从外面进来。比方说，虽然已经下了班，也许会有个顾客因事从便门进来，或是跑外勤的回来了。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到职员一个个地倒下去，那就万事皆休。那人一定会马上跑出去报警，凶犯就陷于困境了。既然凶犯订下了那么周密的计划，要是没有考虑过在这种场合该采取什么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准备，不会只靠侥幸行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这样地假定呢？凶犯是占领军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乘着吉普车来到银行附近，把吉普车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后走进银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什么了。事实上，尽管银行职员们记不清凶犯的服装，却说他穿着大衣。万一有人追赶，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车，开车逃跑。当时，占领军的吉普车用的是黄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轻易不能盘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占领军最威风的时候。 　　可是，根据侦查纲要看来，当局最初找过汽车的线索，后来就放弃了。大概是因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车为侦查对象，占领军的吉普车当然不在侦查范围之内。 　　十八 　　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作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末，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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