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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过后不久，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记录了他对杀人罪的供词。他供认道：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菊，说她是被别人所杀。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菊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渡边菊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菊头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菊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菊为面部受伤，就作了“殴击了面部”这样的供认。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

　　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供认说：

　　关于我上回供述杀害渡边菊的事实，昨天，对殴击的部位，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击在阿菊后脑勺上，阿菊仰天倒下后，又殴打前额部的左侧和左脸，随后好象朝阿菊的胸口揍去。

　　为何柳田正夫对犯罪过程不能说得更具体些？可以说，这是他在想当然，或是得到了某种暗示。大冢律师从这件事中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记得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当时，并没有提到殴击阿菊胸口的动作。这是因为报纸上对受害的伤势报道中只提到头部和脸部，没说起胸前的伤。如果柳田正夫是从报道中得知伤情的话，当然肯定不会想到还有阿菊胸前的伤势。由于凶手的棍子击在身着衣服的胸前，伤势并不重，虽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见有伤。大冢以往听法医谈过，年老者并不需要受很大的冲击力也往往会造成肋骨骨折的现象。为此，检察部门也是看了尸体检验报告之后，经过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无论如何，在罪犯指供词中必须要提到这个伤势。于是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开始有“好象又”殴击了胸部这样的供述。

　　还有，检察官认定，现场衣柜抽屉被抽开，衣物翻乱的迹象是柳田正夫窃取借据之后，为了伪装成抢劫现场而干的。这是认为现场仅缺少一张借据为前提作出的结论。警方也认为柳田正夫除了借据之外，并没有抢去其他东西。然而，究竟渡边菊被窃走多少东西，是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的。她孤身一人，儿子和儿媳都和她分开居住。根据渡边菊的儿子隆太郎的证词，他们夫妻俩跟阿菊合不来，两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没听母亲说过她有多少钱，这一点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问我缺少多少钱？我是一无所知，也许母亲的手头会有些现钱的。

　　既然不知道被窃的余额，那么是少了钱，还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笔糊涂账。连儿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窃了一笔相当数量的现金。因此，可以推断，真正的凶手倒是半拉开抽屉，窃走了一笔现金逃之夭夭的人。这事反证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达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冢钦三查阅研究了厚厚一叠卷宗之后，发现这么些疑问和矛盾。而这一切都证明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被告为人诚实这一点，有不少证人作了证明。他向渡边菊借高利贷，是想悄悄地赔偿丢失的那笔三万八千多元的学生旅行费用。

　　对这笔钱，小学校长是这么说的：

　　如果向我报告的话，不管怎样，我总能凑足这笔不到四万元的钱。可柳田并没这么做，而是自己承当了赔款的责任，从而酿成这场悲剧。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个性和为人了。

　　大冢钦三的心情越发阴沉了。倘若当时自己承接下这案子，看来能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现在想来，有这个把握。大冢钦三又想起来过事务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锐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冢当时回绝过她：“九川当地也会有好律师的。我看你也用不着老远跑到东京来请啊。”

　　那个少女断言：“我觉得只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说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师虽不能说是无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来办的话？结果就……自傲而产生的深深忏悔啮嚼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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