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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胆怯的想法，想把所拥有的一切统统抛开，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说，既不道歉，更不解释。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话，那也好，事情本该如此。就其天性，她生来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关系相对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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