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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据你们看，帕施科娃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恋人，究竟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大学里的。我们领到文凭后，英娜说，她想去给个什么人看她的文凭。又说‘我还得上他那儿通过寄宿学业呢，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不，当时我和瓦洛佳断定，她可能爱上了一个医生，这医生准是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肯定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了。” 　　“那么，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样？”塔姬雅娜又问道。 　　“一般吧，”女证人耸耸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学科学，不像我和瓦洛佳。我俩更关心的是对方，而英娜呢，则是医学。她没当实习医生这才怪呢。我俩就甭提了，我俩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过的路，对医学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课。我后来又上了会计班，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离了医学，尽管也没像我似的走得太远，他搞的是医学工业，是生产设备的。可英娜……她喜欢医学，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的。” 　　又过了一天，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又得到情报，是关于英娜何时在哪儿上的寄宿学校，此外，还有当时诊所所有医务人员的名单。她一眼看到的第一个姓氏，就是医学博士B·M，戈托夫齐茨的姓名。 　　§　8 　　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随着侦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发现了。由于此案归内务部和检察院监管，所以，按惯例，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小组从事调查，这下戈尔杰耶夫上校总算多少松了口气。现在，在他的分局里，只有上校科罗特科夫和列斯尼科夫大尉正式经管尤丽娅·戈托夫齐茨案，而阿娜斯塔霞如无特殊必要，则可以不动。由于每天都得听取破案进展汇报，所以，谁都根本不可能偷懒。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材料收集得一天比一天多，文件卷宗眼看着膨胀起来，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深入林子越……这您自己也知道。每天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犯。 　　首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内部，还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影响很大的小组，这个小组正竭尽全力从事某种院外斗争，后者所提出的税务法方案，得到了那些背后有大型财团、其中包括犯罪团伙支持的议会的支持。戈托夫齐茨坚决反对一系列税务优惠的特权政策出台，凭借她手中掌握的事实，她证实，迄今为止，这样的优惠被人专门用来达到个人发财和欺骗国家之目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情形会根本改观。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方面的战友告诉科罗特科夫，说曾经有人几次想要收拾尤丽娅，并持续不断地对她进行恐吓，他们无法说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匿名和藏在幕后进行的。至于说这些人所实施的恐吓，则有十足的物证，多系暗中投放的信件，戈托夫齐茨曾把这类信件给她的同事看过，并且，曾当着众人的面，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以表明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蔑视。 　　第二，研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新闻工作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列了一张表，表上载有尤丽娅所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戈托夫齐茨以极其辛辣的口吻，点了一些相当有势力的名人。而且，她不单单点了他们的名，还公开谴责他们玩弄花招，滥用职权。在报社工作的这十年当中，她为自己赢得了无所畏惧的真理探索者的牢固名望，实话说，恰好是这一点，使她被当选为议员成为可能。她的名字在人民当中家喻户晓，她作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受到人民的尊重。 　　死者家里的那些文件，经仔细研究，未能得出任何结果。由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当选为议员后，就离开了新闻工作，所以，在这堆文件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写作新文章的素材。倒是发现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底稿和修改稿，无论是侦查员，还是侦查小组组长格梅里亚，都万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草稿。 　　“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 　　“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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