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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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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角已经涌出了泪水,但维卡竭力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只是更紧地抿紧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萨沙,”她稍顿了一下又说,“我有时觉得你八成是疯子。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别说蠢话了。”我厌烦地说。 刚起床就和维卡拌嘴是我不愿意干的,于是,我扭转话题,谈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随后,我声称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务活儿。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说,“我开洗衣机,同时,吸吸尘土。我想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打扫屋子了,土都埋到脑门上了。咖啡壶也该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样。顺便说说,如果你打算到柳巴尔斯基家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美发店,你头上的白发太显眼,该染一染了。顺便也修修指甲。” 我说这一套当然是违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可这一点又不能告诉维卡…… 她一甩门到商店去了。其实,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该着这样。家务活儿有半天就能干完,我干起家务来出乎意料地勤快。维卡是3点多回来的,我一眼就看出,她还是去了美发店。手上,新涂的指甲油晶光闪闪,头发也比早晨黑了一点儿。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提任何问题,默默把买来的食品搁进冰箱,回房间换衣服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厨房里擦抹餐具,并用一种曾大做广告的进口滑石粉擦灶台。 过了一会儿,维卡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她彻底换了装,脸上涂脂抹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 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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