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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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