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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我非常愿意,乔希,但是我因公出差到这儿来的,并且必须在明天晚上前半夜离开。实际上,我打电话只是找你帮个忙。”

  “什么事情都行。什么事?”

  “我需要一张照片。”

  “你想找一个摄影师?”

  “不,我只是需要一个人的相片。我想你可以从文件中为我找到。”

  他笑了笑说:“你知道,按规定我不能这样做。”

  “是的,我知道,但是那确实将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不会留着它。明天我只用一个多小时。”

  “你可以拿到它——如果我们有的话。你想要谁的照片?”

  “一个在伦敦的文职特工,名叫马克·霍特克斯。”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关于文职特工的东西,但是我会查一下。或许你最好通过报纸资料来找。”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时间。”

  “明天早上我将首先查一下。我在哪儿和你见面?”

  她给了他宾馆的地址。“至少我明天可以碰见你,”他说,“如果我明天带着相片去,给我一个中午请你吃快餐的机会。”

  “那真是棒极了。明天午时左右见。”

  乔希·姆勒和科列特在以前中央情报局派他们到英国区完成一项窃听任务时,曾经在一起亲密地工作过。他们很快成为朋友,相互具有共同的幽默感,都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官僚规章和条例有一种无声的蔑视。就在卡希尔接受新的任务去了布达佩斯前不久,他们的友谊发展成为一种恋爱关系。她的离去最终结束了这段关系,但是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此之前这种关系已经在自己的手中结束了。开始他们还保持联系,主要是通过由伦敦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外交邮袋传送信件。但是后来他们的联系也断了,就像大多数最好的朋友一样,尤其是当友谊已经足够牢固而不需要经常的联系一样。

  她的第二个电话是一个长途电话。用了10分钟才接到英属维尔京群岛。埃里克·爱德华的秘书接了电话。

  “爱德华先生在吗?”卡希尔问,瞄了一眼表,确定一下时差。

  “夫人,他不在。他现在在美国。”

  “华盛顿?”

  “是的,夫人。你是卡希尔小姐吗?”

  卡希尔被问得一愣,“是的,是我。”

  “爱德华先生告诉我,如果是你的电话,我应该告诉你他住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水门宾馆。”

  “他会在那里住多长时间?”

  “我想可能再住一个星期。”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我将在那里与他会面。”

  最后一个电话,这个是打给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妈妈的。

  “科列特,你在哪儿?”

  “伦敦。妈妈,但是我几天以后就会回家。”

  “噢,那太好了。”母亲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好吗?”

  “是的,妈妈,我很好,我想……我想这次我可能要永久地回家了。”

  她母亲的喘气声即使通过这个糟糕的线路也能听得见。“为什么?”妈妈问,“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那样,但是……你肯定一切都正常吗?你遇到某种麻烦了吗?”

  科列特大笑了起来,以此来表明她确实没有遇到麻烦。她只是说:“发生了许多事情,妈妈,或许最好的事情是回家并呆在家里。”

  通话几乎快要结束了,卡希尔飞快他说:“再见,妈妈。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见。”

  她知道妈妈又说了几句话,但是她没有听清楚。电话线断了。

  她几乎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把自己带来的武器拿起来检查一番——不停地思索——她的脑子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她的生活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涌入脑中——巴里·迈耶,马克·霍特克斯,布莱斯林,汉克·福克斯,贾森·托克尔,埃里克·爱德华——所有的人,以及他们在她的小世界里所引起的混乱和迷惑。重新变得有条不紊会很简单吗,不仅仅是她的生活,还有像巴纳纳奎克计划这样复杂并且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他们说最终的答案是明摆着的——支重量只有一盎司的塑料左轮手枪和一个造价只有几美元的装有弹簧的东西,这些东西的目的只是结束别人的生命。

  她现在才大体上明白了为什么男人会按照命令进行暗杀。女人也会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当被许多层“更大利益”包起来之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此外,干掉埃里克·爱德华本来不是她的意思。它并不代表她自己的真正意愿,不是吗?“但是,再等一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她一边告诉自己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有时停下来只是往窗外望望,或者是盯着桌子上执行任务的工具。她正在为一个好朋友的死复仇。最后,夺去巴里生命的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了——个苏联间谍,一个名叫托克尔的医生,像马克·霍特克斯或埃里克·爱德华那些不同的、非常不同的人——不管是谁干了这件事情,都必须去见另一个上帝,如果她想完成这项工作,现在她必须杀死这个人了。

  当她继续考虑自从乔·布雷斯林让她杀了埃里克·爱德华时脑子里涌现出来的想法时,她对自己内心里所考虑的步骤感到痴迷了,就好像她只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一边看卡希尔与自己达成协议一样。她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她将要去做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不理智的事情,如果在她的生命中的其他候别人让她去做,她会立即笑得死去活来。可现在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了。让旁观者感到有趣和惊奇的是,现在她所流露出的是一种因为谋杀行动而产生的正义感和理智。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她没有举起自己的双手,追赶着布雷斯林的汽车,或躲在她的公寓里,乘坐第一班飞机逃出布达佩斯。她接受了这项任务,精心挑选了自己的武器,与挑选办公室的打字机或铅笔刀没有什么不同。她已经麻木了。

  她感到迷惑了。

  但是她没有感到害怕,虽然对旁观者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早上,响起了一连串的敲门声。她忘记自己订了早餐。她急急忙忙地起了床,对着门外喊:“等一下。”然后来到起居室,匆匆忙忙地把工具从咖啡桌上收起来塞到抽屉里。

  她打开门,一个餐厅的侍者端着盘子。这是上一次来这儿时和她交谈的那一个侍者,是他告诉她三个男人来这儿收拾巴里的遗物。“你全天值班吗?”她问他。

  “是的,夫人。”

  “好极了,”她说,“我想过一会儿给你看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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