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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他们离开南安普顿,开始了航行。抵达纽约前要在勒哈佛短暂停留。艾尔菲发觉她希望他们俩之间这种冷冰冰的距离能够化去,至少在他们一起航行的这几天里。在海上的第一夜,吃过大餐,跳过舞,看着他睡去后,艾尔菲坐在他们的舱室里久久不能入睡。她忽然觉得很难过。这是个多好多正派的男人啊。能找到他她是多么幸运啊。她默默地希望等他们从纽约回来,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两个人更加惬意地在一起过日子。可惜,这不可能了。

  过了还算风平浪静的一天后,天气变坏了。45英尺高的大浪撞击着这艘大船,把房间里没有固定好的家具拖过来拖过去,上了年纪的旅客都被掀到了墙上。船长一再地通告,任何人在暴风雨平息之前,不要冒险外出上甲板。

  中午,艾尔菲好不容易走到雅致的皇后烧烤餐厅用午餐。餐馆里稀稀拉拉地只坐了一半的人。许多旅客宁可待在房间里,也不愿冒受伤的危险出来享受美味。迪特去了船上的书房,不过说好要在餐馆跟她会合。他一直没有来。

  到了下午两点钟,船上的人有所警觉了,他们开始了细密的搜寻,可一点影子也没找到。艾尔菲就整日待在房间里,一直到夜色降临,得到的报告还是没有找到迪特。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推断他一定是不顾船长的警告在暴风雨中一个人走上外甲板,也许离船舷太近,不小心失去平衡,掉到海里去了,还可能怎么样呢?

  晚上艾尔菲呆在船长的私人房间里,船长夫人不停地安慰她,船上其他高级人员也在,包括一位牧师。到了半夜,她托辞出来,回到自己房间想睡一会儿,睡上个把钟头也好过一些。她打开壁橱取睡衣,发现在她最喜欢的粉红蕾丝睡袍上安放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是迪特的字迹。她把信封拿了出来,坐在床上,打开信封,读信的内容:

  我最亲爱的艾尔菲——

  当你发现这封信的时候,我将已经安息在大西洋的深处。我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但我本意是好的。就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得知美国方面不可能为克吕格企业提供融资了。公司看来前途黯淡,我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制止它继续走下坡路,或许我自己身体状况好一些,就会有信心和精力为它再搏上一搏。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我患有绝症,是脑瘤,很快我就会被它夺走生命,所以我选择将这既定的程序加快,而且我选定就在这艘豪华巨轮的甲板上实施我的计划。幸运的是,在我发觉我的病情之前,我就购买了巨额的寿险。这些保险额再加上以后你把我的厂子卖掉的款子足够你安排你以后的人生。我为自己能为你做这些事而感到骄傲。

  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决定。我想人们知道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生命后,会让你很尴尬,我很抱歉因此给你带来的任何不快,我最亲爱的人。你要知道我爱你,艾尔菲,我一直都爱你。

  你的情人、丈夫和朋友,迪特

  到第二天清晨,暴风雨终于退下去了,甲板上阳光耀目。艾尔菲走上甲板,站在船舷边,望着海天一线的远方。他死得快吗?他可曾在水里挣扎过?水是不是冰冷得把他冻昏过去?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她?他的寿险会不会因他的自杀而失效了呢?

  她从大衣口袋里抽出那封信,把它撕成碎片,放开手让风带走它们,看着它们纷纷扬扬地飘向她丈夫安息的地方,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到达纽伦港的时候,十几艘消防艇列队迎接,从消防泵中喷出数十条水柱冲向空中。两艘美国军舰骄做地傍在她两边,驶进港口。从勒哈佛到纽约阿姆布露丝灯塔的航程历时4天16小时35分钟,平均时速为28.02海里。

  报道这次处女航的记者们现在又有了第二个追踪热点。船上的新闻记者利用船上的通讯设备给在纽约的同事们发回关于德国企业家迪特·克吕格去世的悲剧,而他夫人、社交知名人士艾尔菲·多伦斯·克吕格就在船上的消息。

  “是什么让他在这么糟糕的暴风雨里跑到甲板上去的?”有人问她。

  “迪特是个冒险家,”她答道,“他喜欢挑战,敢于面对任何危险。我真希望他没有这样做,可我的希望也无法让他生还。现在他就在大洋的某处安息,而他留给我的回忆将支撑我捱过我的余生。对不起,我还要准备追悼仪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感谢各位的关心。”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认真地制作了一个名单,上面记录着表示悼念的人和没有这样做的人。

  第15章

  第二天 国务院

  马可·史密斯和他的朋友国务院拉美司的荷曼·文柯勒会后一起离开大楼。他和其他四位要去墨西哥的大选观察员刚刚由墨西哥处主任克莱格·凡布朗克通报了有关情况。文柯勒也是与会的观察员之一。

  “有午餐计划吗?”文柯勒问道。

  “没有。我本来想转到安娜贝尔的艺术馆看看她饿不饿。她不会饿的。”

  “那么,咱们一起吃吧。”

  他们步行到坐落在第二十五大道上瑞维尔饭店的雾底咖啡馆,从那儿到马可和安娜贝尔搬到水门之前的住处只有几步路。他们叫了鸡肉恺撤色拉和苏打水,就开始了那种老友间的让人很舒服的交谈。谁会参加世界联赛啦,本地区状况的改善啦,这个冬天会不会比去年冷啦,当然话题还谈及到他们的老婆。等到喝意大利咖啡的时候,才转入更实质的话题,当然跟老婆们无关。

  “水门那个谋杀案有什么新闻吗?”马可问。

  文柯勒身子往后一靠,左右看了看。

  马可说:“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文柯勒又靠上前来,双时搁在桌上,“我没有官方的消息,我是说,我还没收到这方面的备忘录,不过就我所知,被杀的那位先生来这儿是出于政府目的。”

  “谁的政府?”

  “咱们的。噢,我需要修正一下,是出于准政府目的。”

  “荷曼,我有好几年不用‘准’字了。要么是,要么就不是,没什么‘准’不‘准’的。”

  文柯勒笑道:“华盛顿的一切对我来说可都是‘准’的。不管怎么说吧。他名叫加沙,是墨西哥城的一个工会组织者,后来跟革命制度党闹顶了,不得不被弄出那个国家。”

  “他干了什么就闹顶了?”

  “他开始报告一些腐败呀,吃回扣啦这样在那边很平常的事。他来华盛顿就是要跟一个智囊团谈的。”

  “什么智囊团?”

  “一个专门研究墨西哥的新组织,墨西哥力量。听说过吗?”

  “没有。不过,华盛顿的大半组织我都不知道。在这儿有个什么来由或兴趣,就能成立个组织。他们是干什么的?”

  “嗨,我想是搜集情报。他们希望总统对墨西哥的软政策能改一改。”

  “乔·艾普赖尔该很喜欢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

  “我也这么想。马可,咱们打个赌,看艾普赖尔和总统什么时候闹僵?”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艾普赖尔是个忠诚的中尉。他在自己坐进椭圆办公室之前是不会对总统的政策有异议的。”

  “也许这不是最佳策略。还记得汉弗雷·约翰逊和越南吗?胡伯特那样捍卫约翰逊的立场也没落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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