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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的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他们看到的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有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胶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胶袋的铁箱,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底端是一条横的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格子上都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库尔保和拉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莫里森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喷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盒子。库尔保把锁拿起来,而拉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库尔保打开盒子的盖子说:“可是这里面有东西,打开来看看。”

  盒子里面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保证的帕里序伏特加酒、四卷卡带、一个电吹风机和六个电动刮胡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而且还没有拆封。

  “走私。”拉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库尔保说。“我可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是我想我们最好维持原状。”

  他关上盒子,并且把它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库尔保说。“但是不足以满足布多沙。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也找不到什么了。”

  “谨慎的混蛋,莫里森。”拉森说。“他也许另外还有间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那些门上用红的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我们已经来这儿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用来放脚踏车和堆普通垃圾的,在脚踏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机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撬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里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大铁钉、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干草叉。

  “我到像这样的地方总是会有幽闭恐惧症。”库尔保说。“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时候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在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并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森说,“而且这也没办法扑灭燃烧弹的火。咦,这是什么?”

  库尔保弯下腰去,把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军用的肩袋。

  库尔保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工作台上:有皱了的浅蓝色衬衫、金色的假发、蓝色宽边的丁尼布帽、一副太阳眼镜和一把枪——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 24

  相片里的那个女孩叫莫妮塔,三年前她在莫哈的防波堤上被照相的那个夏天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莫哈是斯德哥尔摩阿契佩拉哥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夏季。在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而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和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因为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赫卡兰根市郊那所房子,而且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后来他还停止了应该支付给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速恶化,也迫使她停止了她刚恢复的课程,而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令她沮丧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缺乏教育是种残缺。她始终不曾真正有上课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要休息一年,然后再进专科去念书,但是那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彼得。他们很快就结婚,而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次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才能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她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被破坏了,要找个全职的保姆是不可能的,而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这个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但是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开始上班。刚开始,也就是在她离开学校之后那个月,到送孩子去幼儿中心的那几个星期间,她换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在那几年间,她做过秘书,在超级市场算过帐,做过仓库的办事出纳员、女工和服务生。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她觉得不高兴或是感觉到她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个新的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紧缩,而且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让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教育,也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只能做些待遇差、不需技术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换工作。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比较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变得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呆在斯德哥尔摩南方市郊的一家化学工厂。但是离婚之后,她独自扶养她的女儿,所以她被迫要找一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仿惶无助。在很突然且绝望的情况下,她辞掉原来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而同时,失业率也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以致于有专科或更高学历的人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所需学历不高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拿到失业保险救助金,等于是有一项稳定的收入,但她却逐渐变得沮丧起来。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的衣服就花掉了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帐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可以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虽然他抱怨说现在他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他还是给了她五百元,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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