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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是的。可惜有一列火车经过时,我却没来得及上车。当我回到圆形广场,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们监视的那所房子,您进去过吗?”

  “我正是从那里来的,处长。”

  贝舒夸大其辞地强调道:“在这所房子的五楼,有一个带家具的公寓套间。四个星期以来,住着被告的父亲、退休将军德罗克。正如您所知道的,他从外省来首都是为了替被指控犯了绑架、非法监禁与谋杀罪的儿子作辩护。”

  这句话产生了影响,处长又问道:“您到过将军的家里吗?”

  “他亲自给我开门,我立即把我刚才见到的情形讲给他听。他并不感到吃惊。头一天,一个波希米亚女人来见过他,给他看过手相,并用纸牌算了命。她向他索要三千法郎,今天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等候答复。她一见到信号,就会上楼来。”

  “她有什么提议?”

  “她保证找到并且送来那张出名的照片。”

  “我们徒劳无益地寻找过的那张照片?”处长惊呼道。“正是那张照片,它将决定议员的成败荣辱,关键就看它在什么人手里,是在控方呢,还是在以他父亲为代表的辩方手里。”接着他们沉寂了很久。处长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道:“贝舒,您知道,拥有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

  “我知道。”“比您所能知道的还要大得多。您听着,贝舒,应该让这张照片在交到检察院之前就落到我们手里。”

  处长又用更低的声音补充道:“警局第一……”

  贝舒以同样庄重的语气回答道:“您会得到它的,我同时把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交给您。”一个月之前,金融家韦拉尔迪——由于他的万贯家财,跟政要的亲密关系,敢想敢干与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巴黎一巨头——等妻子吃午饭没等到。当天晚上,她也没有回家,整个夜晚都不见她的人影。警方四处寻找,作了调查,结论是:家住在布洛涅树林附近的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每天早上都在树林里散步。

  那天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她被一个男子劫持到一辆封闭的小汽车里,然后那男子驾车飞速朝塞纳河方向逃走了。谁也没有看清楚那男子的相貌,他好像是个青年,穿着蓝色粗呢大衣,戴圆顶黑礼帽。没有别的迹象。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天傍晚,在夏特勒至巴黎的公路附近劳动的农民,发现一辆小汽车在疯狂地飞驰。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农民们看见一个车门打开了,一名妇女被抛了出来。

  农民们立即奔向前。

  这时,小汽车上了一个斜坡,进入一片草地,撞到一棵树上,翻了个身。

  一个男子奇迹般地安然无事,从车内冲出来,向那名妇女跑过去。

  她已经死了。她的头枕在一堆碎石上。

  人们把她运到邻近的一个镇上,并且报了警。那个男子毫不费难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他是让·德罗克议员,受人尊敬的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派领袖。

  死难者正是韦拉尔迪夫人。于是立即展开了一场战斗,死者丈夫方面怀着仇恨而态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内阁部长对德罗克议员的败诉感兴趣,更是推波助澜。这无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让·德罗克穿着蓝色衣服,戴着圆顶黑礼帽,跟袭击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的人穿着一样。至于谋杀案,农民们的证词不容置疑: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推那个女人。已经提议撤销议员的豁免权了。让·德罗克的态度,给控告增添了特别的分量。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绑架与非法监禁。但是他坚决否定农民们的证词。据他讲,是韦拉尔迪夫人自己跳出车外的,而他却没能拉住她。对于这次自杀的动机,劫持的情况,失踪后两天里发生的事情,驾车经过的地区,在悲惨结局出现之前的波折,他固执地闭口不谈。

  人们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又是怎样认识韦拉尔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证实她认识他,因为金融家韦拉尔迪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交往。如果人家向他问个不休,他就回答:“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随便你们相信什么。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什么也不说。”他拒不接受国民议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讯问。

  第二天,包括贝舒在内的警务人员来按他住所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并宣称:“我准备跟先生们去。”

  警探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他书房的壁炉内,有一堆灰烬,证明他已经烧毁了许多纸张。人们还搜查了抽屉,搬空了箱柜,把书柜里的书翻得乱七八糟,把文件用绳子捆成捆。让·德罗克漠不关心地旁观这令人厌烦的搜查工作。整个过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来而又意味深长。贝舒比同事们更加能干,在一个放零碎杂物的盘子里,找到一个薄纸卷,那好像是偶然丢在那里的,贝舒正要检查,让·德罗克扑过去,从贝舒手里把纸卷抢过来。

  “您很清楚,这东西微不足道!这是一张照片……一张旧照片,它跟衬纸板脱开了。”

  贝舒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他看出德罗克情绪激动特别反常,他想把那纸卷再夺过来。但是,议员已经跑出去了,并顺手关上了房门,进入由一位治安警察①把守的相邻的候见室。贝舒和同事们在那候见室追上了他。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警察检查了让·德罗克的口袋,那个包着照片的纸卷却没有找到。人们问那个拦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说没有见到那张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证以后,议员德罗克就被带走了。

  【①原文legardiendela paix,一般译为“治安警察”,而本故事里的这个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市内交通秩序。——译注】

  这就是悲剧的大致经过。当时它引起许多谣传(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就不必重提那尽人皆知的细节,也不必注意没有贝舒干预就毫无结果的预审记录了。现在根本不是要弄清楚德罗克案件,而是要强调导致公开结果的隐秘的次要情节,同时结束贝舒跟对手即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之间的决斗。

  这次,既然他从与巴尔内特的赌博中,已看出对方攻击的办法,既然这一局是在贝舒的地盘内进行的,贝舒手中至少有一张大王牌。第二天,他由警察局长亲自指派,到德罗克将军家去按门铃。

  一个大腹便便的仆人,从他穿的黑色外套来看,样子像个外省的公证人,给贝舒开了门。他领贝舒进了屋。贝舒从两点钟到三点钟,都站在一个窗户后面,窥伺着特罗卡德罗广场。那个波希米亚女人根本没有在广场出现。她第二天也没有来。巴尔内特也许有所防备了。

  贝舒得到德罗克将军同意,继续耐心守候。将军身材瘦长,神情坚毅,穿着灰色礼服,仍保留着资深军官的风度,平时冷淡寡言,但是在某些激情的支配下,却非常兴奋而又言辞激烈。然而,他对儿子倾注了极大的亲情。

  他完全相信儿子是无辜的。他一到巴黎,就对报界发表声明,使舆论界大受感动。

  “我儿子不会做坏事。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过分正直。他特别认真,可以完全忘记自己以及私利。他太憨直,我都不去他的囚室看他,也不跟他的律师交谈,我根本不考虑替他求情。我来巴黎不是为了跟他共同商议,而是为了替他辩护。人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名誉。如果他的名誉受损,我的名誉就要求我不让我们的姓氏受到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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