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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德国人每拿出一个马克都要流泪，可是俄罗斯热衷于西方投资，政府方面的人尊敬希什科夫，因为这个商人留住了合资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机灵的商人把企业正式命名为“国际商业投资公司”。他的正式业务是为被毁坏的格罗兹尼提供住房建筑的配套设备，对贫穷和无家可归的车臣人进行帮助。这些业务似乎都在进行，但实际上并未到达目的地。但就连这种假把戏也不过用来掩盖希什科夫的真正活动。他挣得数十亿元靠的是供应武器，这些武器几乎是免费从俄罗斯军队中一些解散的部队手上购得的，军队在重新部署时无法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运出来，乐于用任何方法把它处理掉，更何况这是卖给自己人，而且似乎是正式渠道。就这样，希什科夫往东方发运武器，返程时运回的则是真正的金钱——毒品。“国际商业投资公司”的集装箱都加了铅封，由头脑清醒的武装警卫队护送。谁也没有检查这些货物，希什科夫的生意兴旺发达。可是现在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战争已经停止，俄罗斯的部队正在撤离，边防检查站的检查更加严格，再说在这种局势下贩卖武器的前途已逐渐无望了。 　　希什科夫决定在郊外别墅会见维尔丁，这里离外人的耳目远一些，再说这座公馆就是用来接待正式客人的，一个陌生人在这里露面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 　　中校向上司报告，说是要去会见一个他准备招募的代理人，因此维尔丁的时间很充裕。 　　他们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边，希什科夫不时用火钩推一推大块劈柴。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酒瓶和沉甸甸的厚底玻璃杯，地毯上有一只装冰块的小银桶。维尔丁自然穿着便服，灰色花呢西服穿在他身上十分得体。主人身穿雪白的衬衣，没有穿西服上衣。他的面孔显得年轻，但此时却露不出不满的神色，说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付钱给您？车臣战争已经结束，您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我蒙受了巨大损失。况且，我对一些合作伙伴负有一定的义务，假如他们向我提出违约赔偿的要求，那是不足为怪的。请注意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早就说过，跟这件事情休戚相关的有一批同仁，其中有几位在俄罗斯身居十分显要的地位。” 　　维尔丁轻轻笑了起来，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说道：“你们那样有钱有势，却依赖一个在国家机关中只算小螺丝钉的人。” 　　“飞机上有的零件虽小，却很重要，只要它一出毛病，飞机就会跌得粉碎，”主人辛辣地说。 　　“可是假如我在你们的组合机械中算个重要零件，那您为什么只付给我几个小钱，还要数落我拿了钱呢？”维尔丁伸直双腿，看了一眼因炉火反光而闪闪发亮的皮鞋。“谁也没有责任，媾和是由安全委员会秘书领导的，他是个铁面无情的人。谁也不可能预见总统会生病，要动手术，不能签署我们需要的那个文件。” 　　“这跟总统有什么相干？你们应该采取激烈行动来破坏这种不稳定的和平。” 　　“要引起爆炸就必须点燃导火线。总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跟我谈话时请再也不要把我当成奴才，否则我起身就走，您的警卫队是不敢拦住我的。” 　　主人扔下火钩，不满的神色从脸上消失了，他显得困惑莫解。 　　“您是喝醉了还是疯了？您是怎么说话的？您知道我可以把您……” 　　“您什么能耐都没有！”维尔丁打断他的话。“只能收拾东西逃离俄罗斯。可是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就会宣布对您进行通缉。伊万科夫已经收监了，您也会马上被关进监狱。贩卖武器，尤其是贩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毫不费力就会把您关起来，家财万贯也无济于事。” 　　希什科夫挺直身子，仰着头靠在安乐椅上，挺有兴趣地看了跟他谈话的人一眼，问道：“那么您呢，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到时候会坐在包厢里看戏吗？” 　　“我将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可是您能回俄罗斯吗？” 　　“还没想过，说不定会回来，”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厚着脸皮微笑。 　　中校装模作样地硬充好汉，其实他心乱如麻。万一希什科夫真的胆怯了，溜到国外去，维尔丁的处境就会糟透了。中校用从这位银行大股东手上得来的美元豢养了一些帮手，给将军夫人送了贵重礼物，而中校自己花钱也花惯了，日常生活中已懒得精打细算。万一金融家溜到国外，维尔丁连告发都不敢。众所周知，线团缠很结实，但只要找到线头往前拖，线团就会开始滚跳，很快就会散开。中校看了看金融家消瘦的脸，用和解的语气说：“咱们别吵下去了。几只狗一起拉套，要是你咬我、我咬你，套也拉不成，还会翻车。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我有些急于要办的事没跟您讲，这有两个原因。搞保密工作的人不应打听不该知道的事。毒品的事我就没有问过您，我知道有这回事，因为这事儿尽人皆知。可是怎么进行的，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这纯属您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此我从来不跟您谈这件事。我的工作才是令我头痛的事。然而局势变得无法控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只有等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已经有一份申请送到总统秘书处，那是一份请求特赦的呈文。这种文件一放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放几年，可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会设法让它迅速得到审批。大家都知道总统有病，顾不上小事，而没有他的批示……” 　　“我全明白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主人打断他的话。“我不在国家机关供职，可是我相信，并非所有的文件叶利钦都亲笔签字。有时经他同意会盖上由他签名制成的印章。” 　　“要是每天签一百份文件就会那样办了。可是眼下，您自己也明白……我碰巧认识典狱长，那是个老教条，是只识途的老马。他对那小伙子并不在乎，但他要讲个规矩。假如现在把叶利钦签署的文件塞给这位奥加尔科夫上校，这匹识途老马会吓得颈上的毛都竖起来。” 　　“那么他就不能生病住进医院么？另外找个人代替他的职务，”希什科夫说。 　　维尔丁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亲眼见过形如巨人的索尼亚和背上长毛竖起的豺狼，心想：有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弄得这个老家伙生病住院？ 　　败坏古罗夫的名声、指责他为车臣“恐怖分子”辩护的那场闹剧已经平息。促使它平息的一个是有关总统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报道，另一个是发生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一场惨剧：一辆送孩子上学的大客车被火车头撞翻，死了二十多个孩子。 　　古罗夫十分清楚，孩子们的惨死并不会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明白，在全民哀悼的日子里围绕几个月前发生的爆炸事件挑起事端是没有意义的。加之车臣的停战已逐渐变成稳固的和平，对拼命抵抗的弱小民族的仇恨也已消逝。亲生的儿子已不再丧命，至于别人的儿子死了多少，让他们自己的母亲去算这笔账吧。 　　古罗夫明确意识到，那些人还会找他的麻烦，只不过延延期，等待更为方便的时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请上门来，说道：“我在哪篇文章里见过，人们拍电影陷入困境时就聚在一起，举行‘脑力冲锋’。咱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称之为作战会议吧。事实上你们都默不作声，等着我作指示。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别指望我，咱们一块儿动脑筋。谁都无权指责同事，咱们只听取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讨论。要是谁想到该把克里姆林宫炸掉，就让他论证一下可行性，咱们再琢磨琢磨。” 　　“又不是咱们造的，再说也弄不到那么多炸药，”柯托夫冷淡地说。 　　“我同意，那就不炸它。你有什么具体建议，格里戈利？”古罗夫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咱们的任务是救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柯托夫搔了搔长鼻子说。“我们正在试图推翻指控。进展情况很糟糕，因为谁也不打算听我们的。可见必须改变出击的方向。” 　　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坐在精致的沙发上。斯坦尼斯拉夫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古罗夫按老习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往哪儿出击呢？”聂斯捷伦科冷笑一声。 　　“照你的头打呗，不过这样做没意思，”柯托夫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事先提醒过，批评指责的事让杜马去干，这里只提具体建议。” 　　“我们要想救那小伙子，除非把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送交检查院。此人是俄罗斯人，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斯坦尼斯拉夫说。“他挣了一大笔钱，但多半尚未拿到手。他在高加索无事可干，所以他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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