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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维尔丁需要一个忠实可靠而又机智勇敢的人。手头有几名人选，但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使中校觉得不满意。候选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一个——他应当是血债累累，已被缺席判处死刑。符合这个条件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一下子就被刷掉了，因为那是个车臣人，而维尔丁所要的必须是个俄罗斯人。这样的刑事犯也有一个，此人两次越狱，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民警中士。可是这名候选人长相太可怕。说话也口齿不清。这种相貌在一些描绘远古时代人们手持长矛和粗棍攻击猛犸的画面上倒是可以见到。而这个惯犯只要一开口说话，连阅历丰富的人都会觉得难受。加之这人头脑异常迟钝，远近的罪犯们都知道这个人，却不邀他参加他们的集会。这人大概也只能用一次，让他干最简单的活，去杀个人，随后立即把他干掉。 　　维尔丁需要一个迥然不同的人，不是刑事犯，最好是个国际主义战士，在阿富汗犯过血腥罪行，维尔丁翻阅了一些侦查案卷，那里有些伙计很合适，可是那些人早已受到侦查，而进行侦查的不是中校手下这帮笨家伙，而是配有现代装备的行家里手。要是连他们这么多年都一无所获，那么顶多只有一个月时间的维尔丁更是犯不着去钻这个死胡同。 　　电话铃响了起来，维尔丁摘下听筒。 　　“喂。” 　　“你好，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近来怎么样？我不知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 　　维尔丁听出这是索博利上校。尽管他们二人都确信自己的电话绝对保密，但他们还是认为用伊索式的隐晦语言通话为好。 　　“你得的是慢性伤风，老头儿，”维尔丁不满地皱着眉头答道。他对招募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具体成果却一直令他不满。副局长有时捎带办几个小小的刑事案件，抓几个人，中校主管的处因此在局里不算最差。但维尔丁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牢房里的工作上。莫斯科刑侦局是不让外人进入自己管辖的监狱的，可是索博利实际上是那里的当家人。迫使那个车臣娃娃闭嘴就是通过索博利安插的眼线干的，但维尔丁觉得这还不够。他在局里虽然也算是个优秀的谍报专家，但事实上他并不够格。维尔丁工于心计，头脑聪明，他能预见对手的行动进程，从而赶在对手前面，然而他缺乏足够的魅力，不善于跟人建立友好而又互利的关系。他执拗地坚持一种常见的错误，即力图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索博利则跟他磨洋工，这种态度错在维尔丁，因为他忽视了一点，索博利比他年龄更大，军衔更高，经验更丰富，自尊心也不比他弱。 　　维尔丁是靠掩盖一起谋杀案而把这位警方人物招募过来的。作案的是一位上层人物的儿子。案子不了了之，案卷也归了档，没想到就在这时那位上层人物下了台，随后又身败名裂。可是那份案卷却留在档案室里，随时都可以取出来启封。索博利犯下了民警系统最常见的一桩罪行。只要维尔丁不提这桩罪行，跟这位民警官员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有时也请长者出出主意，那么这两个人尽管是狼狈为奸，但他们的联合却十分有力。然而一个人只要生下来不是胸怀坦荡，而用居心叵测，那么就连上帝也无法让他敞开胸怀。这种人的心只能挖出来喂狗。 　　就说这会儿吧，人家诉说身体欠佳，那意思就是他碰到了麻烦。那么你就该表示同情，听他说完，约个时间见面，想一想怎样帮他一把。可是维尔丁不是这样，冲口就说人家患了慢性伤风。碰巧那件麻烦既跟索博利、也跟维尔丁有关。上校顿时火了，气冲冲地说：“古罗夫今天拜访了我的将军，不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事要互相协作。我的头头跟任何一位将军一样，不喜欢部里的人。” 　　“你这话是想说明什么呢？”维尔丁警觉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说的我都说了。” 　　“别惊慌失措，咱们的朋友不是上帝，不可能钻得这么深。再说案子是春季发生的，法庭审过了，判决也有了。”维尔丁当真冒起火来，他甚至不愿意暗自承认他显然是吓坏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喜欢这个人，一辈子对他都无法忍受，可是我得事先提醒你，这个人记性极好。眼下他在休假，仿佛是跟最要好的朋友闹翻了，跑去尽社会义务，查找一个什么团伙。既然你这么年轻，又实在没事儿可干，那你尽管信口开河好了。” 　　“别忘乎所以，上校！” 　　“你自己别忘乎所以，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你干吗要吓唬我，凭什么要挟我？你那只钓钩早就不灵了！索博利上校两年以前搅乱了那个案子，是吧？那么你是今天才知道的，还是瞒了两年没说？” 　　“维佳①！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对不起，咱们有话好说，再说这些话也根本不该在电话里说。” 　　【①维克托的小名。】 　　“老弟，有话好说，两年前就该如此了。可是今天，就像咱们那位共同的熟人老爱说的那样，命中注定，无可奈何。行了，有什么消息我会打电话。” 　　那天早晨，古罗夫上校来访之际，莫斯科刑侦局长就已下令对索博利上校的电话进行监听。负责这件微妙工作的部门头头正想表示异议，还没等他张大嘴将军就猛地一拳捶在桌上，大声吼道：“滚开，别跟我提什么检察机关。懂吗？我难道要你监听他妈的杜马不成？这里我说了算！你懂吗？得听我的！我让你在茅房里装麦克风，你就在茅房里装！你把维克托的电话并连一根线接到我的机子上来。只接到我这儿！不准让任何人知道，你也马上忘掉这件事。” 　　索博利上校放下听筒，维尔丁中校也放下听筒，最后一个放下听筒的则是将军。 　　“难怪我不喜欢维克托·索博利，”将军心想，“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跟他一样是个狗东西。只不过这件案子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他却被人抓住了。” 　　两年前一位上层人物的儿子杀了人，将军对此记忆犹新。他当时还没当上将军，只领导一个处，索博利则是他的副手。政府里有人施加压力。检察长则厌恶地对这个案子不予理睬，仿佛连一清二楚的事实也不知道。一个证人“丢失了”，另一个证人“没有找到”，移交检察机关的是一具臭味难闻的尸体。检察机关把案卷随意塞给一个见习检察员，随即把一大堆重要工作压在他头上。尽人皆知，对内行指手画脚，只会把事情办糟。有一家不起眼的报纸鬼迷心窍，派记者来莫斯科刑侦局采访这个案子，刑侦局有人便塞给他另一份耸人听闻的材料，讲的是一个躁狂症患者连续杀人的事，使这个记者当即忘了他干吗要来莫斯科刑侦局。 　　许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在侦讯材料上赫然可见的是索博利中校的签名。有一条规矩早已众所周知：谁签名谁负责。 　　古罗夫在住宅里来回踱步，等候格奥尔吉·图林的电话。他自己也可以拨电话过去，但从策略上考虑，等他打过来为好。密探主动打电话会被理解为你是在讨债。 　　士兵睡大觉，勤务误不了——这是一条靠得住的规则。此时斯坦尼斯拉夫正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打盹。 　　电话铃响了起来，斯坦尼斯拉夫像猫一样微微睁开一只眼睛。正在准备会剧院的玛丽亚在浴室里喊了一声：“我已经走了！” 　　“人一上年纪就慢慢学会撒谎了，”古罗夫不满地嘟囔着，随即取下听筒：“我洗耳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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