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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我慢慢地走着，我的大脑则比腿动得快多了。威廉·肯特上校——从他的动机、机会、做事的决心，足以推断出他是无辜的，但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却不足。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他的眼界，说得更简单点儿，你的观察范围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我的位置一直站得不对，离威廉·肯特太近。我必须往后退，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他。 　　这个想法前两天一直在折磨着我，但我不敢说，甚至也不敢去想，肯特请我办这个案子，这就使我有了一定的思想倾向。哈德雷堡在职的军官中肯特是我唯一的伙伴。其他人要么是嫌疑犯、证人或受牵连的军官，要么就是受害者。肯特很晚才承认自己也有嫌疑，那是因为他认为我终将查出他与安·坎贝尔有关系。也可能他以为我和辛西娅已经找到了那个房间。实际上，如果我仔细想想，伯特·亚德利很可能告诉了肯特，房门被用胶粘住了，而且他们会怀疑是我干的。亚德利到那房间时，里面的东西看上去都没有动过，所以他和肯特都不可能知道我在那房间里发现了什么或者拿走了什么。 　　伯特·亚德利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家伙。对于我知道那个房间的事他故作惊讶，但是他知道安·坎贝尔是不会用胶将门粘紧的——因此，他怀疑是布伦纳干的。伯特·亚德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肯特，于是肯特才决定供认通奸。但他两面都下了赌注，对我从不提起那房间的事。房间里东西现在为亚德利所控制。我不知道他俩是谁抓住了谁的小辫子，不知道两人是什么关系。不过，如果是其中一人杀害了她，另一人是不会知道的。 　　我想起了肯特是如何反对我直接去死者在基地外的住房的。从表面看，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不是办案的通常程序。但我现在想到肯特那天一早就想给亚德利打电话，也就是说在他给我打电话前后，他可能就在设法跟亚德利通话，想对他说：“局长，安·坎贝尔执勤时被杀了。也许你应当尽快搞到法庭的命令去搜查她的房间，搜集证据。”亚德利当然知道应当尽快搜集哪些证据，销毁哪些证据。但是，根据亚德利的说法，他已适时不适时地去了亚特兰大，于是肯特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 　　事实是我先到了那房间，因此肯特只好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亚德利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肯特和亚德利也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希望那个隐蔽的房间能保持原样。我和辛西娅也希望如此，殊不知米德兰的警察局长和哈德雷堡的宪兵司令都曾是那个房间的客人。 　　肯特故意拖延通知坎贝尔将军夫妇的时间。这种反应是可理解的，这是坏消息传送者那种本能的反感情绪的表露，还不能说肯特完全超出了常规。但如果是肯特杀害了将军的女儿，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不能鼓起勇气尽他的这份职责了。 　　肯特不会打电话给鲍尔斯少校，因为他知道鲍尔斯熟悉那个房间。鲍尔斯也常去那里作乐。肯特不想让鲍尔斯去那房间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但肯特自己也不能进入安·坎贝尔的那个房间，因为如果他是杀害安的凶手，他必须呆在家里，而且要很快去接宪兵发现安以后给他打的电话。 　　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情景……几乎。由于某种我尚不清楚的原因，肯特去了第6步枪射击场或者它的附近。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或者是否知道那儿会出什么事。但是我可以想象坎贝尔将军离开后他就出现了：高大、魁梧的比尔·肯特，大概身穿制服，从大路朝着赤身裸体被捆绑在地上的安·坎贝尔走去。走了50米，他停下脚步，两人相视了一会儿。他觉得这是命运把这件事推给了他。他恼火于安·坎贝尔随意和任何人发生关系，解决他这问题的答案就是缠在她脖子上的那条绳子。 　　肯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可能听到，也可能没听到她向她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如果他没有听到，那么他可能把所看到的误认为是她与另一个男人在偷情，他又妒忌又气恼。无论怎样，他们肯定说过话，而且很有可能，安·坎贝尔在那个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 　　或者可能，不管她说了什么——肯特已经玩腻了。他知道现场有其他人留下的痕迹，他还知道在几小时内就可以以官员的身份回到现场。他到现场的证据他都可以解释。这是意料之中的。他是警察，所以他能迅速地考虑到这些问题。此案不仅可以作，而且必须作。他所要做的只是跪下把绳子拉紧。但是他有这个决心吗？难道她没有恳求他吗？他会那么冷酷无情吗？还是一时的激愤和盛怒驱使他下了毒手？ 　　但是，即使这一切都成立，即使这些猜测和推论确有道理而且符合事实，难道哈德雷堡宪兵司令威廉·肯特上校就成了杀害安·坎贝尔上尉的嫌疑犯吗？所有其他在职的男人，可能还有女人——他们都有报复、妒忌、掩盖罪行、避遭耻辱等动机，甚至有的就是杀人狂，都很可疑，为什么只怀疑肯特呢？假定真是肯特，我又如何去证实呢？在犯罪现场的警察可能是凶手，当案情属于这种不多见的情况时，那才是侦查人员的真正难题。 　　我在肯特的办公室门前站了片刻，然后敲了敲门。 　　第三十章 　　我把追光牌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军官俱乐部。我问辛西娅：“为什么你认为是肯特？” 　　“我并不知道是他干的，保罗，但我们已经排除了其他嫌疑犯。亚德利一伙不在犯罪现场有可靠的证据；穆尔上校干了些什么我们都知道；福勒夫妇可以互相作证；而将军和他夫人，据我所知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圣·约翰中士和宪兵凯西发现了尸体，他们无可怀疑。我们谈过话或者向他们了解情况的其他任何人也都没有可能作案。” 　　“但是，还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埃尔比中尉、牧师、军医主任以及有作案动机的30名左右的军官，再加上这些军官的夫人们。你想想这些，他们都有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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