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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今晚5点前给我电传一份初步报告来。迪纳会给案子编上号码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森希尔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为什么不想让她参加此案的调查?”

  “我们都不喜欢对方。”

  “你们从未合作过。你们互相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卡尔,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保证过不把我们俩同时分配到一个案子中,那她现在为什么还要参加?”

  “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保证。部队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给她分配任务,就是最好地体现了军队的需要,因为她在这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着。卡尔这个人并不特别敏感,而且很难对付。我真希望他能变得更有人情味。

  “保罗?”

  “是我。”

  “我刚才接了森希尔小姐的电话。”

  我猜就是她。我说:“她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告诉了她,你不愿和她一起工作。她说你是歧视她的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

  “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么宗教。”

  “这可是对你的一次严厉指责。”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两人合不来。”

  “据我所知,你们在布鲁塞尔时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见你的鬼,卡尔。“你想让我把事情都讲出来吗?”

  “不必了。去年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了,而且一分钟前森希尔小姐也讲清楚了。我相信我们的军官都会恰当地处理自己的私生活。我并不要求你独身,只希望你能谨慎一点,不要做一些不利于你自己,也不利于部队和你的任务的事。”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很好。记住你是一名职业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尔小组建立一种职业上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吧。”

  “是,长官。”我又问他:“她结婚了吗?”

  “这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

  “是有一些个人的考虑。”

  “你们两人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前都不许谈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把你那个怪诞的重演方案跟她讲了吗?”

  “那是你的事。”卡尔·古斯塔尔挂断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考虑起自己的选择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任务,二是辞职。实际上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随时提出辞职,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从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结束军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拣一些比较安全的案子去办,慢慢地自然也就隐退了。也有一些军官在军队里工作得时间过长,又没自动隐退,就被悄悄地辞退了。只有少数人能带着一身荣耀隐退。再就是那些为了最后时刻的那份荣耀而奔命的人,结果却不小心闯进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抛开事业上的考虑,我如果从这个案子中退出来,那它会永远使我不得安宁。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其实如果卡尔让我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说或者会做什么呢。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和人对着干的家伙,因为我说不接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案子还是归了我。我说了不要辛西娅参加,辛西娅也成了我的搭档。卡尔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出的抱怨词语,但每次没等讲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说:“我去不去上课都无所谓,我在这儿干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总得让我毕业。”我问她那是不是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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