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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十时四十分，住在客房的卡伦仍在讲电话，但是听到屋后空调机有重击的声音；礼车司机仍然不断地按电铃，仍旧没有人应门。

　　十时四十一分到四十五分，卡伦放下电话，到屋外查看一下，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他注意到围墙外有一辆礼车。

　　十时五十分，礼车司机打呼叫器给老板，老板回电话叫他继续等候。十时五十六分到十时五十七分，礼车司机看到屋内有一名白人持着手电筒走动，同时他还注意到一个体重在两百磅左右的黑人，穿着黑色衣服，从前门入屋。司机再按电铃时，辛普森在另一端回答说，他马上就出来。

　　大约十一时零一分，辛普森从屋内出来，与司机打过招呼后，开始将行李放到车上。

　　大约十一时十五分，礼车从辛普森住宅开往洛杉矶国际机场。

　　辛普森不愿透露他当天晚上十时到十一时之间的行踪，只坚持说司机在按电铃时他可能在洗澡，没有听到电铃，再加上他以前有殴打妮可的纪录，以及他手上的伤口，刑警便锁定辛普森是唯一的嫌犯，而集中精力收集有关辛普森行凶的证据。

　　第9节　加入明星辩护队

　　六月十四日深夜，我正在家里替一本刑事期刊审阅文章，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通常来说，只有州警政厅的同仁才会在深夜打电话给我，深夜的电话大多是与命案有关，接到电话往往就要立刻赶到现场去。

　　不过，这通电话是一位名叫佘彼罗的律师打来的。他说是从我的好朋友纽约州法医波顿博士处获悉我的电话号码，是波顿博士介绍他来找我的。

　　波顿博士是美国刑事界最具权威的法医专家之一，我们曾合作侦办过无数案件。佘彼罗律师表示，他一直很钦佩我，尤其是在肯尼迪外甥的案件中，更叫他心悦诚服。他现在接手一宗大案，波顿博士说一定要请我帮忙才有机会打嬴。

　　他问我道：“您最近有没有听过O．J．这个案件？”

　　“没有，”我回答说，“谁是O．J．？”

　　“您连O．J．都没听过？”佘彼罗觉得很惊讶。说实在的，我从求学到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什么足球赛或电视节目，对于这些美国体育明星我都一问三不知。佘彼罗说O．J．是美国最红的黑人体育明星，不过却被洛杉矶警察局怀疑是他杀害前妻及前妻男友的凶嫌。

　　佘彼罗表示，他曾问过O．J．，是否杀了这两个人，他坚称自己并没有杀害他们。

　　佘彼罗称他相信O．J．的话，认为O．J．很可能是无辜的。不过，现在刑警正为了定罪O．J．，而收集证据，有些证据可能对O．J．很不利，他希望我能伸出援手，成为O．J．辩护团的刑事专家。

　　我表示，我是一位法庭科学家，无论是替检方作证或替辩方作证，我都只为证据说话，不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纵使我是替被告作证，但是如果有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我也会如实作证。

　　佘彼罗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谓专家证人只有以事实作证才能让陪审员信服。

　　我是康州警政厅编制内的人员，九五%的案件都是替检方作证。在出任化验室主任前，我曾与州长达成协议，州长同意我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可替辩方作证，但条件是必须是他州案件，并且必须经由州长同意。

　　佘彼罗表示，O．J．十分富有，他已表示不惜重金聘请全美最好的律师和专家以还他清白，愿意支付每小时五百美元时薪，以及到洛杉矶来回的一切费用。

　　纽海文大学的刑事科学系正要筹集经费，设立更多的奖学金，其中部份的奖学金是提供给一些前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大陆及台湾学生，我想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替大学筹集一些经费，便答应向州长提出申请。同时，我曾与洛杉矶警察局及检察官办公室在许多案件合作过，我大部份的案件都是替检方作证人；在替辩方作证人之前，我都会先知会警方，如果警方需要我的帮助，我会拒绝辩方的要求。但是当我打电话到洛杉矶警察局的化验室，他们听到辛普森的律师有意聘请我做辩方证人时，讲话的语调马上改变，毫不客气地说“你尽管去吧！随你的便！”

　　州长很快就答应我的请求，我将利用周末的时间协助辩方处理证据的鉴识工作，并以刑事鉴识专家身分替辛普森作证。第二天，佘彼罗就替我安排妥当，在六月十六日星期四飞到洛杉矶了解案情。

　　第10节　失踪的O．J．

　　十六日晚上刚下飞机，我就遇到大批记者。他们得知我前来侦查辛普森一案的消息后，一大早就在机场等候。幸好我在洛杉矶的曝光机会不多，很少记者认的出来，下机时前面有几位东方人，记者看到东方人的面孔就问，“你是亨利．李博士吗？”

　　我对案情尚无了解，也不愿透露任何消息。当有些记者看到我这个东方面孔而问我是不是李博士时，我就反问说：“李博士是谁？”

　　到了酒店后佘彼罗赶过来，波顿博士随后也赶来，佘彼罗在简单介绍案情后，告诉我警方很可能很快就会正式将辛普森列为凶嫌。

　　我建议应在辛普森被收押前收集一些基本证据，越快越好。佘彼罗表示他将在第二天让我和辛普森见面。

　　辛普森的住宅已被警方列为案发现场。第二天一早，司机便将我带到一座位于半山腰的神秘豪华住宅去。这栋住宅是辛普森的律师朋友的，记者还四处寻找辛普森的下落，却不知辛普森就住在这座安静的住宅里。

　　到了这座住宅后，我和辛普森间了面。他身材很高大，看起来很诚恳，不断地说很抱歉麻烦了我们，神情很沮丧。我觉得他很可怜，因为这位运动明星一夜间从英雄变成凶嫌，终身的努力一夜间化为乌有。

　　我办过很多案件，或多或少培养出一点“直觉”，在与凶嫌接触时，或多或少可以感觉出他是否是真凶。但是，与他接触时，我的感觉是各半，很难说得出他是否涉案。

　　除我和波顿博士外，当时辛普森的家庭医生、一位心理医生、辛普森的女友、以及他的足球队好友A．C．柯林等也在场。佘彼罗匆忙赶到，告诉我检方在上午八时许已正式决定起诉辛普森，要求辛普森十时到警察局归案，因而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所有的验伤及收证工作。

　　我马上展开守纪证据的行动，先叫在场的护士抽取一些辛普森的血液作为以后的比对样本，再从辛普森的头上抽取多根头发，并从他身体各处收集皮肤、毛发样本。

　　我查看他左手的伤口，发现手指上有三处伤口，便赶紧拍摄下来。我们一边收证，辛普森一边打电话给他母亲、子女及友人，佘彼罗也使用另一条电话线与警方周旋着，警察局同意将归案的时间延后到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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