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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马维民说：“小普，我现在有种很复杂的感觉。干了那么多年刑侦工作，惟有这一次，在案件侦破之后，心里没有一点儿喜悦和成就感，反而觉得很沉重。我和项伯远项青相识多年，真没想到，这样一个乱伦的悲剧竟然出现在他们身上。” 　　普克说：“其实，家庭伦理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家庭伦理是人类社会构造保持稳定的基本凝聚力。每一个人都出身于某个家庭，不管这个家庭是否完整，木管是现在的文明社会，还是从前的原始社会，都存在着形式和内容虽不相同但作用颇为相似的伦理和道德标准。自家庭出现以来，乱伦的禁忌便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和基础。马局长，不知您有没有看过美国社会学家摩根写的《古代社会》那本书？摩根在书里总结了他对纽约州印第安人部落社会构造的研究，从亲属称谓这个线索人手，仔细分析并追寻氏族伦理的形成和发展。这本书后来成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据。” 　　马维民说：“以前在党校学习时，我读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那时候年轻，还没能充分领悟道德的重要作用，只着重理解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后来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观念这一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 　　普克说：“我看到现在有一批被宠坏的宝贝，一味追求跟着感觉走，单纯注重物质感官上的享乐，完全忽视伦理道德的约束，纵欲、吸毒，标榜自我，对任何社会性及历史性的问题都无力思考。以那些甚至在西方也早已被视作腐朽和垃圾的生活方式作为时尚，真令人担忧。” 　　马维民脸色沉重地说：“的确，这些不良现象应该说是我们干公安的目睹得最多。唉，说起我们的眼睛，真是看了太多的罪恶，也见了太多的悲剧，就像这次项青的案子，说起来似乎项青是策划并实施了罪恶，项伯远、周信是受害者。而实际上，真正最悲惨的受害者，我倒觉得是项青本人。” 　　普克垂下眼睛，语气低沉地说：“真的，最可怜的就是项青了。项青从童年开始在情感上就被母亲周怡抛弃，而将情感寄托到父亲项伯远身上后，又被项伯远拉入一种畸形的恋情里，她本身那么敏感、聪慧，清晰地洞察着自身的沉沦，渴望自己被人拯救，却最终失去希望，在孤独的黑暗中变成魔鬼……我想，真正的罪恶之源，其实正是周治的自私与冷酷。” 　　马维民缓缓地点点头，说：“周怡听说项青死了以后，也在精神病院跳楼自杀，说不定在她残存的潜意识里，也是明白这一点的。对了，小普，我一直想问问你，在你跟我谈到两种逻辑分析的第一种时，你究竟怎么会想到，因为前提和结论之间那个重大的矛盾，而使整个推理最终被否决的呢？” 　　普克说：“我想可以这么解释。谋杀是人际矛盾斗争中的最高形式，它的动机多种多样，有财产纠纷、情感纠葛、仇恨与复仇、帮派斗争，甚至像我上次查的那个案子中，陈志率自认为是在执行社会正义。我们查案的核心，就是要找到凶手作案的动机，而这种动机产生的原因正是人际矛盾斗争中的主要矛盾。同时，在矛盾中还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它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谋杀者起初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为了在矛盾斗争中取得支配地位，经由谋杀这种途径，将自己原来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在侦查谋杀案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发现主要矛盾，分辨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二者地位的转化，通常便可以经由作案动机找到凶手。” 　　马维民思索着说：“嗯，就像在项伯远这个家庭中，项青十六岁以前，家庭关系的主要矛盾是项伯远与周怡之间的夫妻矛盾；项伯远与项青之间发生畸形恋情后，则他们俩与周怡之间的关系成为主要矛盾。由于项伯远性格的懦弱和退缩，他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一再降低。 　　实际上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项青与周怡之间的权力争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周怡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家庭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直到项青慢慢积蓄力量，设计出这次精密的谋杀，将自己由从属、被支配地位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 　　普克说：“正是这样。只不过，像这样一类智慧型的谋杀案，经过罪犯精心的设计和布置，制造出种种假象，以次要矛盾掩盖或混淆了主要矛盾，或者颠倒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而我们在侦查案件的开始，由于不能够一下子就认识并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中的主要及非主要方面，常常会迷失在迷雾中，被凶手误导，甚至被凶手利用来作为推进犯罪的一种工具。” 　　说到这里，普克与马维民不约而同想到他们也曾成为项青利用的工具，心里涌上一种难言的感觉。 　　停了一会儿，普克说：“就像我们刚开始查项伯远的案子时，几乎所有不利的证据都指向周怕，因为周怡在与项伯远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但事实上，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些矛盾都不是整个案件的主要矛盾，而只是被项青利用来遮盖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您刚才提到，在众多矛盾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我就是到最后才发现，真正影响着整个案情发展的人，从头到尾都是项青，而周怡只是一个被规定被影响的对象。另外，在按照第一条逻辑进行推理时，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马局长，您是否听说过世界间谍史上一个著名的案件，发生在五十年代英美情报工作中的金菲尔比双重间谍案？” 　　马维民摇摇头，说：“没有。” 　　普克说：“我想提的是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细节。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种种渠道发现，美国驻美外交部门中存在苏联间谍。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想查出那个间谍，甚至对部门里的每一个清洁女工、仆人和雇员都进行了跟踪调查，建立了详细的调查档案，但一直没有查出。直到后来，英国军情五局MIS采用了性格分析法，对所有涉嫌人员进行了性格分析，发现一名叫麦克莱恩的英国外交官员的性格比较突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业余时间很少与人有私交，特立独行，品味高雅，便将疑点放在他的身上。最后的事实证明，此人正是一名苏联间谍。不过，在遭到怀疑之后，他提前得到当时在MIS担任处长的双重间谍金菲尔比的通知，逃到了苏联。这个案子里使用的性格分析法，说明有时候看起来属于感觉上的认识，其实是有客观基础的，可以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依据。” 　　马维民说：“噢，看来你在分析过程中，由对周怡假设出的性格开始推理，到最后得出与假设性格相矛盾的结论，以此推翻这种逻辑的真实性，是有参照背景的？” 　　普克说：“可以这么说吧。事实上，在上次陈志宇的案子里，最后也用到了这种方法。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将它理论化，以为只是单纯地凭借自己的感觉。现在明白了，有时候，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在理解它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解决现象问题，而理论解决本质问题。” 　　马维民听了普克的话，拍拍普克的肩膀，说：“小普，好好干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刑侦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普克踏上了归程。 　　当火车长鸣一声，缓缓驶出月台时，原本积蓄了层层乌云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雨。雨水很细很弱，斜斜地落在玻璃窗上，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线段。车速加快，那些细弱的雨滴似乎增强了力量，带着点疯狂向玻璃上撞击，在高速造成的强风下，瞬间便消失在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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