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钥匙的房间(11)_毕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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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老夫人解释道：“有许多夏威夷孩子在美国本土上学，每年六月大约这个时候他们正好装满一艘船。我们把它叫作学院船。今年是‘马特索尼亚号’船，是今天中午离开旧金山的。” 　　巴巴拉说：“在那船上有我许多朋友。我真希望我们的船超过他们的。船长，有可能吗？” 　　“嗯，那得看情况。”船长谨慎地回答。　　“咱们这船得在周二早晨到达目的地。”巴巴拉坚持说，“如果你能让我们在头天晚上登陆，该多好啊！船长，就算帮我个忙吧！” 　　船长笑着说：“当你这样看着我时，我只能说我将竭尽全力。我和你一样渴望在周一靠岸。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更早些离开那儿到奥连特。”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巴巴拉高兴地说。　　船长说：“说定了是我们将尽力。当然如果我加速，就完全有可能在太阳落山后到达檀香山，并能早点靠岸。那你们就得受罪了。” 　　“我将冒这次险，”巴巴拉笑着说，“如果我在周一晚上突然出现在爸爸眼前，他该多高兴啊！” 　　“亲爱的姑娘，无论你在何时出现在男人眼前，他都会高兴的。”船长献殷勤地说道。　　约翰·昆西认为船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在这之前，他跟女孩子们还没有什么浪漫的交往，而只是已习惯于把她们当作网球、高尔夫球或打桥牌的对手。但巴巴拉应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她那双蓝眼睛里闪着迷人的神情，她的言行举止显示一种永恒的女性魅力。约翰·昆西可不是反应迟纯的男人。当他离开餐桌时，巴巴拉陪伴着他，这使他很高兴。他们上了甲板，站在铁栏旁。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中没有月亮。对约翰·昆西来说，太平洋似乎是他所见到的最黑暗、最愤怒的海洋。他郁郁不乐地凝视着海洋。　　“想家了吧，约翰·昆西？”巴巴拉问道。他的一只手放在铁栏上，巴巴拉把自己的手放在上面。他点点头。　　“真可笑，我经常出国，但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今早船离岸时，我差点哭出来。” 　　“这一点儿也不可笑。”她温柔地说，“你要进入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是波士顿，不是任何其他古老文明的地方，也不是那种靠理智控制的地方。在这儿，心脏控制着我们的航线，你所喜欢的人们在做着最野蛮的、最不合情理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睡觉。而他们的心脏却在飞快地跳动。请牢牢记住，约翰·昆西。”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惆怅的语调。突然在他们的身旁出现了穿白衣服的哈里·詹尼森的的身影。　　“巴巴拉，散散步吧？”他问道。　　她半天没应声。后来她点了点头。　　“好吧，”她说着，又回头喊道，“振作一点，约翰·昆西。” 　　他很不情愿地望着她离去。她刚才也许会呆在这儿缓解他的狐独感，但此时她却正紧靠着詹尼森，漫步在昏暗的甲板上。　　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吸烟室，那儿空无一人，但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波士顿报。约翰·昆西意外而高兴地扑向那份报纸，就如同当年克鲁索扑向来自家乡的消息一样。　　这份报纸已过期十天了，但没关系。他马上翻到金融版。就在那儿，正像他所深爱的朋友的面容一样，记载着一天股票交易市场的行情。在一上方角上，有他自己银行登载的一则广告，推出一期伯克希尔棉花厂的股票。他急迫地看着，但却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离别了，远远离别了那个世界，在这一片漆黑的海洋上，朝着只有在儿童画书上才能找到的岛屿驶去。这些岛屿在不久前还是棕色部落进行战斗、棕色国王统治的天下。这些与家里的世界似乎毫无联系，那些令人愉快的彩条那么容易碎就是一个象征。他在漫无目标地漂泊着，这一切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他把报纸放下，那个厄普顿牧师先生进了吸烟室。　　他说：“我把报纸落在这儿了，请问你看见了吗？” 　　“谢谢，我看过了。”约翰·昆西告诉他。　　老人用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把报纸拿起来。　　“只要可能，我总买份波士顿报。”他说，“它把我带回过去。你知道，我出生于塞勒姆，那是七十多年前了。”约翰·昆西看着他。　　“你出来已经好长时间了吗？”他问道。　　“从事外事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老人答道，“我是首批去南海的人之一，第一个拿着手电到了那儿——不过，当时手电光很弱。后来我被派去了中国。” 　　约翰·昆西对他产生了新的兴趣。　　传教士接着说：“顺便说一下，先生，我曾经遇到过另外一个叫温特斯利普的绅士——丹尼尔·温特斯利普先生。” 　　“真的吗？”约翰·昆西说，“他是我的亲戚。我到檀香山就是去看他。” 　　“是吗？我听说他回到夏威夷后发财了。我只是在八十年代遇见过他，是在吉尔伯特一孤独的岛上。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约翰·昆西还想再听他说些什么，但这位老传教士走开了。他笑着说：“我走了，去欣赏我的报纸。这报上有关教会的消息登得不错。” 　　约翰·昆西站起身来漫无目标地向外踱去。外面一片黯淡的景色，湍流的海水瑟瑟作响，甲板上不时闪动着一些像他一样漫步的模糊身影，偶尔地、匆匆忙忙走过一位船上官员。他的船舱门朝甲板方向开着，他一下子坐在门外的躺椅上。　　在远处，他看见他的服务员在其管辖的客舱里进进出出。那服务员正在紧张地干着晚上的活，把水壶装满水，毛巾摆好，使一切井井有条。　　“晚上好，先生。”他说着走进约翰·昆西的房间。现在约翰已进了房间站在门里，后面亮着客舱的灯。那是一个带着金丝边眼镜。留着灰色庞帕杜发型的小个子男人。　　“一切都好吗，温特斯利普先生？” 　　“是的，鲍克，一切都不错。”约翰·昆西笑着说。　　“那就好。”鲍克说着，把客舱灯关上，走出去站在甲板上又说道：“先生，我准备给您以特殊照顾。我在名单上看到了您的家乡名。我自己也是一个老波士顿人。” 　　“是吗？”约翰·昆西热情地说。实际上，太平洋过去是波士顿的郊区。　　“我不是说是在那儿出生的。”他接着说，“但在那儿当了十年新闻记者，那是在大学毕业后。” 　　约翰·昆西在黯淡的灯光下凝视着他。　　“哈佛大学？”他问道。　　“都柏林，是的，先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你别认为是现在，那是一九〇一年级的都柏林大学。然后在波士顿盖泽特报社工作了十年——写报道，当编辑，后来又当了一阵总编辑。也许，我在那儿碰到过你——在亚当斯旅馆的酒吧，比如说，在一场足球比赛前的晚上。” 　　“很可能，”约翰·昆西说道，“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会碰到许多人。” 　　鲍克先生靠在铁栏杆上回忆着：“我难道不知道吗？先生，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是一位没喝醉的报社记者嘲讽这一伟大职业的好时光。盖泽特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一个叫作阿奇酒店的地方编辑出来的。我们把写好的文章送到那儿的城市编辑手中——他有一个桌面很大的传统的大桌子作为书桌。如果我们确有好文章，他也许会给我们开个鸡尾酒会。” 　　约翰·昆西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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