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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格街血案(1)

[又译作《莫格街谋杀案》]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 　　——托马斯·布朗爵士 　　所谓分析的这种才智，其实是不大可靠的。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大家知道，具有分析力的人，若是这方面得天独厚，总不禁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即使对琐碎小事，也感到津津有味。他偏爱猜谜解题，琢磨天书；凡是解开一项疑难，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 　　如果精通数学，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或许格外高强，最好是精通那种高等教学，即所谓解析，称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才称为解析。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比方说，下象棋的，并不在分析上下功夫，只在计算上费心机。因此，一般以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我目前并没有在写论文，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我要趁机声明一下，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显得见效，更显得有用。象棋这门玩艺，各子都有各子的希奇古怪走法，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象棋不过复杂罢了，却往做被人错当做深奥。 　　下象棋务须聚精会神，如果稍有松懈，疏忽一步，势必损兵折将，败下阵来。象棋的走法，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错综复杂，这种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十回倒有九回，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相反的，跳棋这门游戏，走法死板，绝少变化，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因此相形之下，他用不着全神贯注，双方棋手相遇，只要聪明一点的就包管不会输。说得比较具体一点，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当然没什么疏忽之虞了。这样，如果双方旗鼓相当的话，分明只有善于动脑筋，棋法步步推敲，才能取胜。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设身处地的去揣摩一番，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唯一的招数，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但诱使对方铸成错误、忙中失算，就凭这一招。 　　惠斯特牌戏素来以能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大家知道，凡是智力出众的人，显然沉湎此道，感到其乐无穷，而不愿下象棋，认为无聊。不用说，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艺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可是精通惠斯特，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勾心斗角的场合取胜。我说精通，就是说熟谙这门玩艺，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这种窍门不单是五花八门，也是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一般人根本无从了解。留神观察的，记忆力必定强；因之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而且霍伊尔牌戏谱中的规则（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通俗易懂。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过目不忘，二是根据“本本”行事。 　　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和推论。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需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他打量搭档的脸色，仔细跟对手的脸色—一比较。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 　　一面打牌，一面鉴貌辨色，看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是得意呢还是懊恼。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的资料，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揣测赢了这一墩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墩同花牌。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掩人耳目。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脱口说出一句话，偶然掉下一张牌，不巧翻开一张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计算赢了几墩牌，这几墩牌的布局，人家是窘迫呢还是犹豫，是焦急呢还是惶恐——凡此种种，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打了两三圈牌，他就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从此以后，就胸有成竹，每副牌都打得准，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排在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媒，可是足智多媒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据我看来这是根本错误的；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不过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实际上不难看出，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一八XX年，春夏期间，我寓居巴黎；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杜宾的法国少爷。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确实是名门子弟，不料命途多外，就此沦为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发奋图强，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债主留情，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靠此出息，他精打细算，好容易方维持温饱，倒也别无奢求。说真的，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何况在巴黎，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两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我听得深感兴趣，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的。我对他的博览群书也颇感惊讶。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生动活跃的想象力，更感人肺腑。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不由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对我来说，不啻无价之宝；我老老实实地对他吐露了这分心情。最后终于谈妥，我在巴黎盘桓期间，跟他住在一起；我的经济情况多少比他富裕，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这座房子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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