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传(36)_陈孝全

三六

　　不久，柳无忌在伦敦西北部芬乞来路找到一个老大房子，房东歇卜士太太，原是个阔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丈夫在剑桥大学毕业，是个不成功的诗人，早已去世。儿子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一个女儿。朱自清特地访问了这个人家，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个地方的女房东确实是个与人为善的妇人”，而且“这里的伙食比我们住处好，女房东对每件事情都很用心。”由是，决意搬去，柳无忌说：歇太太出租的两间房子，一间大的正房朝宽阔的芬乞来路，窗户十分清亮。另有一间侧房，对着邻近的另一家房屋，稍阴暗，但亦颇舒畅。朱自清虽是清华教授，所拿到的月费恐怕不见得比我的多，可是他得接济在国内的家人数口。因此，他挑了那间侧房，把正房让给我。

　　朱自清对新居很满意，房东歇卜士太太虽然并不怎样喜欢中国，可“有中国那老味儿”，教养很好，爱说话，也会说话，为人乐观，是个道地的贤妻良母。小妹大约有二十四五了，高个儿，蟹壳脸，露牙齿，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主客相处颇为融洽。直到1932年2月10日他才搬到金树公寓去。芬乞来路是伦敦北部的一条交通大道，公共车站离歇卜士太太的家很近，每天清晨，朱自清和柳无忌同坐公共汽车进城，到不列颠博物馆附近，两人分手各奔目的地。

　　在雾重重的伦敦，朱自清除了学习外，大部分时间用在游览。有时候，他和柳无忌结伴到Hampstead旷野散步，那里灌木丛生，漫无边际，一望无涯，别有风味，有时则在公园里划船。

　　伦敦对名人故宅保存很好，李健吾从巴黎到伦敦来玩，朱自清便和他一起去参观约翰生的住宅，位置在旧城一个小方场的角落里，是一座三层楼房，装置与陈设无不古气盎然，他编的那部著名大字典厚厚两大册，就陈列在楼下会客室里。他们还凭吊过在市北汉姆司德区的济慈故居，这是诗人恋爱、写诗的地方，屋后是大花园，绿草繁花，相当幽静。中间有一棵老梅树已枯死了，据介绍，济慈的著名诗篇《夜莺歌》就在这棵树下写成的。在那里，他拜读了《夜莺歌》的复制件，深感诗人的笔锋十分浑厚有力。他还去泰晤士河旁乞而西区访问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散文家加莱尔的故宅，瞻仰过坐落在热闹地区的狄更斯故居，增长了许多见识。

　　在伦敦，朱自清还和友人去切林克斯路游旧书铺，最大一家是福也尔，共占七号门牌，有新旧两座大楼，都是四层，旧大楼还有地下室，里头都是旧文学书。牛津街也有一个大书铺，叫做彭勃恩，是座五层大楼，很有年代了，下层卖新书，二楼卖绝版书，三楼是儿童书和外国书，四、五楼专卖廉价书。朱自清最感兴趣的是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小街上的一家诗铺，设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里，不大显眼，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铺子是诗人赫洛德孟罗于1912年创办的，用意在于让诗与社会发生切实的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孟罗除开办书店，还办杂志，办读诗会，于每星期四晚上举行，许多诗人几乎都在这里读过诗，入场卷很便宜，只收六便士。朱自清去过两次，都恰逢诗人生病，由他的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诵读济慈的诗，听的人很多，屋内只有读书人的小桌上，放一盏蓝罩子的灯，发出幽幽的光。朱自清感到“她读得很好，口齿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诗铺里陈列着各种诗集和杂志，朱自清选购了好些。

　　朱自清在英伦的文化生活相当丰富，常去听音乐，看芭蕾，学跳舞，参观画展和各种博览会。伦敦有一个加尔东尼市场，每星期四和星期五营业，有点像北平的庙会，朱自清对它很感兴趣。1932年2月26日恰是星期五，他特地去逛了一次，可怜没有财力，只能专挑便宜货，先到外头一家旧书店，在乱书堆里挑出一本莎翁全集，是普通本子，花了九便士买下。露天场地里有许多地摊，摊主男女老少都有，货物色色俱全，多半是日用什物，他踱了半天，看见一个铜狮镇纸，样子颇威武，要价三先令，还了一先令没成交。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一本大厚册，拿起来翻看，原来是旧贺年片样本，虽是废物，印得却很好看，价钱只四便士，马上把它买下。这次他逛了一趟市场，花钱不多，收获不少，感到很值得。

　　在伦敦，朱自清时刻挂念着国内时局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侵华利益，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并吞中国的野心计划。他们把魔爪伸向上海，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20日，日本浪人焚烧中国纺织广，捣毁中国商店，杀害中国警察；24日，日本特务火焚日本驻华公使馆，制造事端，并于27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禁正排日运动，取消抗日救国会等四项无理要求，调动海陆空军集结上海。1月28日，日军疯狂地向上海江湾、北站，吴淞等地发起进攻。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在广大上海人民的协助下，不顾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英勇杀敌，毙伤日军万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二八”事变。

　　自“九·一八”之后，朱自清一直注意阅读报纸，关心国内情况，有一天他和柳无忌参加北大同学聚餐会，研讨国事，还被选为北大同学会书记。当他听到日军对上海进行军事挑衅时，心中十分不安，在1月22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危急关头，我们正在忧患之中没落。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再讲空话了”。29日，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一·二八”事件，更是忧心如焚，在《日记》中写道：无线电广播说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火车站被炸成一片火海。这真是人类文化的浩劫。我耽心东方图书馆是否还幸存着！

　　房东歇卜士太太听到这消息，和朱自清等人——相抱，表示同情。2月2日，他在报纸上又看到日本宣称在上海大获全胜的消息，心中更加烦乱。

　　大约在三月间，朱自清在伦敦街头又遇到一个好友朱光潜。1925年，朱光潜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文科，192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11月又到伦敦大学的学院学习，致力西方哲学的研究，从克罗齐开始，阅读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著作，又接触了莎士比亚、济慈、雪莱、勃朗宁、歌德等作品，潜心研究欧美文学。1927年他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时又写了《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本书。朱光潜很钦佩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我对于佩弦先生始终当作一个良师益友信赖。这不是偶然底。在我的学文艺的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范围和他的也很相近，而且他是那样可信赖的朋友，请他看稿子他必仔细看，请他批评他必切切实实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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