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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朱自清也常到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在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一起看日本竹久梦二的漫画集。小客厅互相垂直的两壁上,贴满了丰子恺的漫画稿,微风过处,可以听见飒飒的声响。朱自清喜欢这些画,感到它富有诗意,一幅幅画,就如一首首诗,看着有咀嚼不尽的韵味。他充满信心地对丰子恺说:“你可以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画集。”有一天,丰子恺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丐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丐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教数学兼职训育主任,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读书,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英勇非常;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当他于1933年去世时,朱自清曾写有一篇《哀互生》,热烈地赞颂他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情地表扬了这一位浑身是火充满热和力的革命教育家。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和朱自清身材大小相若,性格情趣相似,年龄仅小朱自清一岁,不少人以为他们俩是兄弟。朱光潜原先也在中国公学任教,也是应夏丐尊之邀来春晖中学执教的。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说:“当时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国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是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

  朱自清十分喜欢白马湖,那里春天好,夏天也好,始终茵蕴着一种诗意: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是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很好,有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徜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呔,大有世外之感。

  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星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线似的。青山绿水为伴,良朋益友为邻,其乐也融融,日子过得蛮惬意。

  春晖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他说: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着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

  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又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的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其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

  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一则消息:“本校本学期添聘的国文教员朱佩弦先生自本月起到校就职。”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由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炼,很有些好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书,再从中选读一部份。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那时俞平伯刚辞了上海大学的教席,在杭州闲住着。1924年3月8日,俞平伯搭新江天船到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到百官,雇轿至白马湖。他在春晖耽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俞平伯在10日那天《日记》就记载:“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他还听了朱自清一堂课,感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他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一师及上大也。”他不无感慨地说:“固属春晖的学风如此,而老师的教法亦不能无关,我在这儿愧吾友良多,久非一日矣。”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曾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向国文教师提出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说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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