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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由这段往事,也不难看到,于先生对真正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以及对朋友,非常真诚、忠厚,而蒋氏对张、杨二将军则一直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初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不但不撤军,反继续向西推进,以重兵威胁西安这些严重的事态,西安军民是强烈不满的,认为蒋氏背约,因而曾多次派代表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发表了不少严正的谈话和电文,如1月5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众高级将领在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就再次血泪陈辞,正气凛然,要求蒋氏恪守诺言。电云: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萏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〇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作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于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辞,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杨虎城 于学忠
  孙蔚如 何柱国
  王以哲 董英斌
  缪激流 刘多荃
  同叩歌⑦

  ⑦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为使张学良早日获得自由,杨虎城等还曾直接致电蒋介石,一方面对他特赦张学良表示感戴,一方面也郑重提出:“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还说:“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现在看来,将军们为营救少帅,是费尽苦心的,也可说真正到了精诚所至的地步,但却未能金石为开。他们虽为军人,亦仍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也显得有些书生气,或者勿宁说是过于真诚和善良,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蒋介石既然出面保释,还算讲点良心,大概真的会让张学良返回西安了。

  实际上,他们还是想错了,因为就蒋介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权术,是碍于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和解姿态,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那时蒋介石对于重开战端虽然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却也不打算轻易撤兵,他实际是要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并用虚伪的和谈拖延时间,以观动静。在西安方面,自从张学良南京被扣后,局势也一直是动荡不安的,在军队内部的突出表现就是和、战之争。东北军中一部分积极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力主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西安与南京之间仍然是战云密布,十分令人不安。这次倒是蒋介石先采取行动了: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瞩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

  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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