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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难道是张学良错了吗?不,他没有错,他不仅无罪,还是个立了大功的人,周恩来早就称赞他为千古功臣,也有人赞美他为民族英雄,可国民党当局硬说他有罪,审判之不足,复判以徒刑,后虽明令特赦,一句“严加管束”,又将特赦推翻,成为无期徒刑,真乃生杀予夺之权,系于一人之口。公理何在,正义何存?在几年后又发生的皖南事变 ③时,周恩来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袭击,在《新华日报》上曾作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如今将它用在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上,不是也很适合吗?!

  ③皖南事变: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曾据理驳斥,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决定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同时,提出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的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行动纲领,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却输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资料编写)。

  【起而周旋】

  军法审判结束后,张学良便离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迁往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

  对于这个孔公馆,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实际这是一处豪华而又幽静的宅院,整个楼房都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花草树木中。但很遗憾,它的利用率并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经常是空着的,所以就被临时用作软禁张学良的场所了。他自被人带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关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不许他出门,也谢绝任何外人来访。一批由警察、宪兵、特务联合组成的监管队伍立即进驻孔宅,寸步不离,严加看管,从而开始了他的漫无止境的幽禁生涯……

  张学良在孔宅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内心里的忧愤是深重的,这是被囚后最受煎熬、最为痛苦的时刻。那时,他整天在房间内走来走去,就象一只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雄狮,真是坐卧不宁,恨不得立刻冲破牢笼,返回西安。据当年做过看守张学良工作的邱秀虎回忆,那时,“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还谈到,“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他是张作霖第四个儿子,乳名安儿,学名学思,字述卿,是张家最早投身革命的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海军将领——笔者)。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②

  ①②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25年后的一个12月12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会上,周总理盛赞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说“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据高存信谈,那天的纪念会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张学思,他说:“席间(纪念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参加的是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和旧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笔者),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③

  ③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1937年1月1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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