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85)_范克明

八五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③

　　③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④

　　④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25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25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12月23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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