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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

  ①②③《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④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载《近代史研究》1985第1期。

  根据张学良12月13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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