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76)_范克明

七六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⑥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担心。

　　⑦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12月17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17日下令暂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12月19日、22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

　　⑧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至于说何应钦与日寇相勾结，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毫无联系……。当然，日本当局一面声称对西安事变取‘静观’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17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武力讨伐张、杨，企图造成中国内战爆发，借中国内战之机侵入中国。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武力讨伐的意图与南京当局武力讨伐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它同样都是有利于外敌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说南京当局的武力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二，何应钦当时是奉国民党政府的讨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应钦，也不存在何应钦勾结日寇‘联合害蒋’的事实。据史料记载，11月24日之前，何应钦同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接触，直到12月24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访问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的答复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日本人注视西安事件》，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1979年4月出版）⑨

　　⑨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至于赞同“取而代之”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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