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73)_范克明

七三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⑥

　　⑥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〇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〇一号房间）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⑦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终于水落石出了。

　　⑦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1986年12月2日《西安晚报》。

　　与西京招待所军事行动的同时，在西安的宪兵一团、省保安处、省会警察局、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与武装特务也都被解除了武装。警察局长、军统小头目马志超，在双十二事变之夜，未在警察局内（他白天到处活动，向下属反复交代委座在此，形势紧张，警局各官佐必须日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可是他自己夜间却溜回家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化装成人力车夫逃跑了。总之，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

　　⑧⑨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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