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71)_范克明

七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⒄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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