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29)_范克明

二九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②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出版。

　　③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出版。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1928年12月29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1929年1月5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⑤⑥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出版。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1929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⑦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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